蔡同榮的真面目
嘉義鄉親常由報紙、電視看到我的消息，瞭解我「公」的生活，可是對我「私」方面的生活，知道的不多。因此，我必須介紹我的日常生活。
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六點半起床，隨即運動一小時，晚上十一點上床睡覺。早上看完報紙(包括英文的Herald Tribune日報)後，到立法院處理公務及參加些社團活動。晚上如有應酬，也都在九點左右回來看書、寫文章，從未有「第二攤」(到酒家、KTV等聲色場所)。
我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也不賭博，沒有休閒，整天都在工作。我的生活簡樸：住的是在民視我辦公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吃的是立法院附近的小麵攤。省吃、儉用，一天忙到晚，但卻感到生活有意義與充滿樂趣。
談到「私生活」，難免談及家庭生活。以前在美國，甚至於目前在台灣，都由內人蔡麗蓉管理家務事，尤其是家庭經濟及子女教育。現在，她每年到美國看孩子及孫子。她絕大部分的時間，待在嘉義；偶而到台北，陪我參加些社交活動。
運動
我一起床，就做伏地挺身，一分鐘做五十五次左右。休息兩分鐘後，再做仰臥起坐，一分鐘可達到六十次。然後馬上到運動場跑五千公尺，速度低於二十五分鐘。最後，拉單槓(引身向上)，可做七次。傍晚如有空的話，我還舉重，平均每週二、三次，現在，躺在椅上(bench)，我能舉一百十五磅重的鐵鍊(啞鈴)十多次。
二○○二年四月，我到白河陸軍訓練中心接受體能測驗。隨後，國防部長湯曜明在國防部舉行酒會，祝賀我具有「三十歲年齡層的體能」。現在，我的體力並不比兩年前差，我的體重三、四十年來都維持六十六公斤。
我自一九七○年起開始慢跑，已有三十五年的歷史了。一九八九年，我在美國參加馬拉松賽跑，跑到二十三哩(三十六點八公里)時，是三小時二十八分，並不慢，突然看到內人站在路邊向我揮手加油，我非常高興，舉起雙手向她表示我的體力及精神都非常好。也許是興奮過度，不久，我發覺跑不動了，但堅忍不放棄。一步又一步的走到終點，終於完成四十二公里的賽程(新營到台南之遠)，費時四小時十九分鐘。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黨慶在板橋舉行運動會時，陳水扁主席帶領黨的幹部跑運動場一圈。在司令台前起跑，沒有劃起跑點的線，當然也不曉得終點。當陳主席跑到司令台前停下，我才發覺已到終點，但已「不慎」超越陳主席，我被媒體批為「白目」。
由於那一次的經驗，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太魯閣馬拉松賽時，我除了參加五千公尺的賽跑外，也參加主辦單位為陳水扁總統特別設計的一千五百公尺賽跑。我都跑在陳總統後面，離好幾公尺，到達終點時，還看到一條終點的布條，那是要給陳總統衝的。我曉得如我衝過去的話，這一次恐怕會被抓去「槍斃」。
去年三月五日，東吳大學舉辦「名人賽跑」，看看參加的名人一個小時能夠跑多遠；馬英九也參加，跑一萬七百四十公尺。今年，我準備跟他賽跑，練習好幾個月，能夠在一小時跑一萬一千五百公尺，比馬英九快七百多公尺。可惜，因三月二十日總統選後，泛藍支持者在總統府前抗爭，馬英九忙著維持治安，不克參加三月二十七日的「名人賽跑」，我也就不去了。
為了推行公民投票運動，我在各縣市跑十二次，環島長跑四次(用接力方式)。最近一次是為去年十月在高雄舉行的「公投制憲」大遊行。十月十九日在台北的貢寮由林義雄點燃聖火，然後向南跑。那一天，我跑了二十公里(台北縣市各十公里)，其後每天十公里。十月二十三日在鵝鸞鼻，由呂秀蓮副總統點燃聖火，於十月二十五日跑到高雄，與由台北來的隊伍會合。該夜，我手持聖火，跑入會場，受到二十萬群眾的歡呼，把會場的氣氛帶到最高點。
在台北，我都到民視對面的市立體育場跑步，到那兒運動的人，每天早上都有好幾百個人：有的打太極拳，有的做健身操，男女都有。有一天，有位男生告訴我，說有些女生認為我穿的短褲太短，他要付錢，叫我去買一條比較長的短褲。我無可奈何，用自己的錢去買一條。
在我的跑步生活中，發生幾件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晚間跑運動場，忽然踩到一顆石頭，扭傷了腳踝，疼痛不已，因而倒地大叫。等到稍微緩和後，心有未甘，於是索性把這顆石頭帶回家，放在家裡好幾個月。從此，我再也不敢在晚間跑步。
還有一次，我在運動場時有人溜狗。狗看到人跑步十分興奮，就繞著我前後追。它跑到我前面，然後迴轉朝著我跑。小狗不曉得人類有「靠右邊走」的習慣，左右亂跑，因而和我相撞，撞得我小腿骨疼痛難當，好幾個星期不能跑步，狗也哀嚎而去。
一九九七年，民視舉辦登玉山活動，要我參加。我天天跑步，但從未登過山，聽到玉山，真的有點兒害怕。那一次，我們到達玉山頂峰時，大家感到很累。看到民視的直昇機來錄影時，好多小姐高喊：「直昇機，請下來帶我們下山」。這一句話，也是我當時心情的最好寫照：已精疲力盡了，還要下山。平時不常登山，一下子登玉山，腳酸的很。
其後，我再登玉山三次，每次登山前，我都練習跑一萬公尺，使腳部習慣於激烈的運動。現在，我由塔塔加到排雲山莊不到三個小時，由排雲山莊攻頂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我都是最先抵達主峰頂上。
衣、食、住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嘉義的名記者葉長庚在「聯合晚報」寫了一篇文章，描述我的衣、食情形：「民主政治理念走在時代前頭的立委蔡同榮，他物質慾望低，絕少花錢，儉樸的生活方式卻很傳統。他的『節儉度』，一如其『募款高手』的名氣，在海內外一樣大大有名。
他一只十九美元買的手表戴了廿年，穿了好幾年的老西裝一襲、蹬著老舊但保養仍然很好的皮鞋，從美國回到台灣，當了立法委員後，蔡同榮節儉的生活仍然沒變。
在美國時任職大學教授，年薪六萬八千美元，服務銀行界的蔡太太年薪八萬元，蔡同榮還有一些稿費收入，但他完全交給太太處理，他連銀行都沒去過。他個人菸酒不沾、咖啡不喝、不吃消夜點心，天天帶太太做的漢堡當午餐和晚餐，廿年從未自己到外面吃東西，隨身零用錢僅等值新台幣五百元。
回到台灣，夫妻倆在美國的收入全放棄了，他零用錢反而提高為四千多元，原因是有時難免請人吃飯。他請客也有原則，經濟力比他差的由他請，像在立法院餐廳，他請過立委廖大林，不過也只是一碗麵；經濟力比他好的，他一定等對方付帳，他認為這樣很公道。」
這是十年前對我生活的寫照，現在還算是真實，不過，我要補充些最近的實例。關於不喝酒，有段趣味的故事。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前一夜，在噴水遊行時，約有二十位鄉親向我獻花，其中一位美麗的小姐向我獻花後，還爬到車上向我親吻。我很好奇，花了好大功夫，終於找到這位小姐。她結婚時，不但要我參加婚禮，並且要我陪她逐桌敬酒。有位客人堅持要我喝酒，我說從不喝酒，結果，那位新娘代我喝。
我在民視時，吃溫州餛飩麵六十元；在立法院時，吃意麵，加上一顆魯蛋及二顆貢丸(戲稱「蔡同榮套餐」)共五十元，是「連戰便當」十分之一的價錢。有一天，我去買麵，有位小姐排在我前面，向意麵店老板說要買一碗「蔡同榮套餐」。我很好奇問她要買給誰吃的，她回答說：「尤清委員」。那位老板告訴我，現在吃「蔡同榮套餐」，除了尤清委員外，還有陳唐山委員(還未擔任外交部長之前)及前立法院院長劉松藩。
我的穿著很隨便，不太講究。一九九七年，我特地到美國參加小女兒的婚禮。她告訴我：「爸爸，明天是我結婚的好日子，請您去買一雙新皮鞋。」我不好意思，才把我已穿十年、鞋底補了又補的皮鞋換掉。去年夏天，王幸男當著好幾位立委好友面前說：「同榮兄要當立法院長的人穿得這麼隨便，我們一起來捐錢讓他買些好衣服穿。」我不是沒錢買衣服，而是不注重穿著。
除了衣食外，我在住的方面也很簡樸。幾年前，我搭機回嘉義時，在機上遇到黃爾璇委員，他問我：「你要回到嘉義的祖厝嗎？」我說，我在嘉義沒有祖厝，每個月花一萬元，租了一間公寓。他說：「人家隨便算一萬元。」我解釋：我的公寓在體育場旁邊，是在郊區，只有廿五坪大(扣除公共設施後，實際上恐怕只有廿坪)，每坪四百元月租，是市價。我在那兒住了十年，直到最近才搬到一間較大的公寓，也是在體育場附近。
在台北，為著方便一大早爭先去登記委員會質詢，幾年前，我住在青島東路我的國會辦公室。早上六點起床，到附近開南商工學校跑步。如晚起床，跑步時，好多學生走過運動場，不方便，學校教官會來說：「蔡委員，請你早一點來。」為不打擾學生上課，有一段時期，我用鬧鐘，不管晚上幾點上床，一定在早上六點起床，實在很辛苦。
台北市立體育場，由一大早開放到深夜，隨時都可以去跑步。我就住在民視的一個小房間。那個房間面積還不到五坪，放上床、冰箱、電視機、運動器材，實在很狹窄，只能睡覺，談不上享受。幾年來，在台北時，我一直睡在這個地方。
家庭
內人蔡麗蓉是一位傳統的台灣女性：認真讀書、工作，不管閒事。嘉義女中畢業後考入台大法律系，然後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碩士學位，主修公共行政，副修電腦。她曾在美國漢華信託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 Company)擔任相當於副總裁的職位，負責電腦方面的工作。
她的參與政治是因為我那麼關心台灣的民主、自由，她才犧牲自己的志趣，來成全丈夫的願望。好像一九九○年，我要回來台灣推行公民投票運動，她一直不贊成，是因在美國過得好舒服的生活：有很好的職業，子女的教育相當不錯，美國的生活環境那麼好，卻要來分散家庭，回到闊別三十年、生疏的台灣，一切從頭開始。可是，最後她還是把兩位女兒留在美國，跟我一道回到台灣。我一直瞭解她「陪」我的心情，因此，我一輩子都感到虧欠她。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在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選舉晚會上，她突然說要上台演講。我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建議她，講三分鐘就好。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演講，料想不到她竟講了十一分鐘，真把我嚇壞了。她說，她生病，住進醫院五次，我都不在她身邊，都在外面為台灣前途奔走。最近的一次發生在一九九○年我回台後，她在美國手術乳癌，國民黨只允准我出境到美國，而不准我再入境回台，所以我才不能到美國看她。一九九一年秋天，她化學治療後由美回台，曾經一度白血球降至九百(一千以下就沒有疾病抵抗力)，她感到惶恐，就寫家庭的「財務報表」，有些項目我初次看到。
當選立委後，我專心投入立委工作，從未經營事業。我的創設民視是為台灣人爭取一個發言的機會；民視已成為台灣第一電視台：不論收視率與節目內容品質都是第一。可是，我從未向民視領取薪水或車馬費，完全是一位義工。去年八月，我辭掉民視董事長職位，而被董事會推舉為「創辦人」。
星期一至星期五，我大多留在台北，除了民視、中常會、立法院開會外，爭取地方建設及服務鄉親也佔了我不少時間。市長陳麗貞向中央政府爭取地方建設經費，都要我當「跑腿」。我都逐步進行：第一步：約相關部會首長見面，第二步，陪她赴會，第三步，唯恐口說無憑，要對方正式發函答應。絕大部分的嘉義市地方建設都由我經手，我與市長合作無間，所以她寄望年底立委選後，我會當立法院長，對嘉義市的地方建設必有更大的幫助。
我對選民服務特別認真，因為這是民意代表工作的一部份。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好多助理在服務處服務鄉親，星期六上午，我都在服務處跟鄉親見面，傾聽他們的心聲。有時，我會建議他們到台北，由我陪同去見部會首長，當面解決他們的困難與要求，我從未向鄉親收取任何紅包或禮物。
麗蓉大部分的時間留在嘉義，可能受到我的鼓勵與影響，她一大早就到體育場走路二千八百公尺，然後到服務處走走看看。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從未代表我參加任何社團活動，但如有人批評我，她會感到很難過。
她獨自在家時，都隨便吃吃，但當我回家，會認真燒些菜。在台北的應酬很多，都吃過多，回家最想吃的是蕃薯粥。吃飯中，我會把我在台北所做所看的事情，講給她分享。週日在台北比較忙，週末回到嘉義，很想休息一下，但婚喪喜慶活動還是很多，她會利用我不在家的時間洗我由台北帶回來的衣服及燙襯衫。
我們兩個女兒均是麗蓉帶大的。大女兒令怡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唸醫學預備科，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現在在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當醫生。令怡喜歡運動，二○○一年及今年均獲得世界盃回力球(squash)雙打冠軍。
令怡唸醫學是她的決定，所以我努力鼓勵小女兒怡君唸法政。一九八八年高中畢業後，她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唸政治系。後來卻轉到經濟系，最後獲得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企管碩士。一九九○年我回來台灣，不能就近看管小女兒，才讓她轉系，實在很遺憾，這是我回台所付出的一個代價。她現在在紐約的一家銀行就職，擔任財務分析工作。
令怡是在我們最艱難困苦的時候長大的。當她四、五歲時，麗蓉正在唸碩士學位，白天送她到托兒所，晚上叫她自己看書、畫畫冊，不要跟媽媽講話，因為媽媽要看書。她都乖乖聽話，不會吵。我們都認為虧待她，為了彌補她童年的生活，一九九七年，她生下第一位女兒沙姆(Sam) 時，麗蓉到美國看顧她三年。
因為母親是醫生，對沙姆管教甚嚴，怕他發胖，不給她糖果吃，麗蓉都偷偷的買東西給他吃。祖母及孫女的感情非常好，當沙姆聽到麗蓉要回台時，藏麗蓉的衣服，她母親告訴她要藏passport(護照)才有效，他問：What is passport？(什麼是護照？)相別那天，兩個祖母及孫女在機場相抱而哭。現在麗蓉雖在台灣但還思思念念沙姆。
我不喜歡麗蓉對孫女兒投入那麼多的心血與感情，所以以後令怡再生一位女兒，怡君生了兩位女兒，我都不鼓勵她到美國去看顧她們。現在，麗蓉每年到美國住一、二個月，看女兒及孫女。
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六點半起床，隨即運動一小時，晚上十一點上床睡覺。早上看完報紙(包括英文的Herald Tribune日報)後，到立法院處理公務及參加些社團活動。晚上如有應酬，也都在九點左右回來看書、寫文章，從未有「第二攤」(到酒家、KTV等聲色場所)。
我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也不賭博，沒有休閒，整天都在工作。我的生活簡樸：住的是在民視我辦公室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吃的是立法院附近的小麵攤。省吃、儉用，一天忙到晚，但卻感到生活有意義與充滿樂趣。
談到「私生活」，難免談及家庭生活。以前在美國，甚至於目前在台灣，都由內人蔡麗蓉管理家務事，尤其是家庭經濟及子女教育。現在，她每年到美國看孩子及孫子。她絕大部分的時間，待在嘉義；偶而到台北，陪我參加些社交活動。
運動
我一起床，就做伏地挺身，一分鐘做五十五次左右。休息兩分鐘後，再做仰臥起坐，一分鐘可達到六十次。然後馬上到運動場跑五千公尺，速度低於二十五分鐘。最後，拉單槓(引身向上)，可做七次。傍晚如有空的話，我還舉重，平均每週二、三次，現在，躺在椅上(bench)，我能舉一百十五磅重的鐵鍊(啞鈴)十多次。
二○○二年四月，我到白河陸軍訓練中心接受體能測驗。隨後，國防部長湯曜明在國防部舉行酒會，祝賀我具有「三十歲年齡層的體能」。現在，我的體力並不比兩年前差，我的體重三、四十年來都維持六十六公斤。
我自一九七○年起開始慢跑，已有三十五年的歷史了。一九八九年，我在美國參加馬拉松賽跑，跑到二十三哩(三十六點八公里)時，是三小時二十八分，並不慢，突然看到內人站在路邊向我揮手加油，我非常高興，舉起雙手向她表示我的體力及精神都非常好。也許是興奮過度，不久，我發覺跑不動了，但堅忍不放棄。一步又一步的走到終點，終於完成四十二公里的賽程(新營到台南之遠)，費時四小時十九分鐘。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黨慶在板橋舉行運動會時，陳水扁主席帶領黨的幹部跑運動場一圈。在司令台前起跑，沒有劃起跑點的線，當然也不曉得終點。當陳主席跑到司令台前停下，我才發覺已到終點，但已「不慎」超越陳主席，我被媒體批為「白目」。
由於那一次的經驗，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太魯閣馬拉松賽時，我除了參加五千公尺的賽跑外，也參加主辦單位為陳水扁總統特別設計的一千五百公尺賽跑。我都跑在陳總統後面，離好幾公尺，到達終點時，還看到一條終點的布條，那是要給陳總統衝的。我曉得如我衝過去的話，這一次恐怕會被抓去「槍斃」。
去年三月五日，東吳大學舉辦「名人賽跑」，看看參加的名人一個小時能夠跑多遠；馬英九也參加，跑一萬七百四十公尺。今年，我準備跟他賽跑，練習好幾個月，能夠在一小時跑一萬一千五百公尺，比馬英九快七百多公尺。可惜，因三月二十日總統選後，泛藍支持者在總統府前抗爭，馬英九忙著維持治安，不克參加三月二十七日的「名人賽跑」，我也就不去了。
為了推行公民投票運動，我在各縣市跑十二次，環島長跑四次(用接力方式)。最近一次是為去年十月在高雄舉行的「公投制憲」大遊行。十月十九日在台北的貢寮由林義雄點燃聖火，然後向南跑。那一天，我跑了二十公里(台北縣市各十公里)，其後每天十公里。十月二十三日在鵝鸞鼻，由呂秀蓮副總統點燃聖火，於十月二十五日跑到高雄，與由台北來的隊伍會合。該夜，我手持聖火，跑入會場，受到二十萬群眾的歡呼，把會場的氣氛帶到最高點。
在台北，我都到民視對面的市立體育場跑步，到那兒運動的人，每天早上都有好幾百個人：有的打太極拳，有的做健身操，男女都有。有一天，有位男生告訴我，說有些女生認為我穿的短褲太短，他要付錢，叫我去買一條比較長的短褲。我無可奈何，用自己的錢去買一條。
在我的跑步生活中，發生幾件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晚間跑運動場，忽然踩到一顆石頭，扭傷了腳踝，疼痛不已，因而倒地大叫。等到稍微緩和後，心有未甘，於是索性把這顆石頭帶回家，放在家裡好幾個月。從此，我再也不敢在晚間跑步。
還有一次，我在運動場時有人溜狗。狗看到人跑步十分興奮，就繞著我前後追。它跑到我前面，然後迴轉朝著我跑。小狗不曉得人類有「靠右邊走」的習慣，左右亂跑，因而和我相撞，撞得我小腿骨疼痛難當，好幾個星期不能跑步，狗也哀嚎而去。
一九九七年，民視舉辦登玉山活動，要我參加。我天天跑步，但從未登過山，聽到玉山，真的有點兒害怕。那一次，我們到達玉山頂峰時，大家感到很累。看到民視的直昇機來錄影時，好多小姐高喊：「直昇機，請下來帶我們下山」。這一句話，也是我當時心情的最好寫照：已精疲力盡了，還要下山。平時不常登山，一下子登玉山，腳酸的很。
其後，我再登玉山三次，每次登山前，我都練習跑一萬公尺，使腳部習慣於激烈的運動。現在，我由塔塔加到排雲山莊不到三個小時，由排雲山莊攻頂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我都是最先抵達主峰頂上。
衣、食、住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嘉義的名記者葉長庚在「聯合晚報」寫了一篇文章，描述我的衣、食情形：「民主政治理念走在時代前頭的立委蔡同榮，他物質慾望低，絕少花錢，儉樸的生活方式卻很傳統。他的『節儉度』，一如其『募款高手』的名氣，在海內外一樣大大有名。
他一只十九美元買的手表戴了廿年，穿了好幾年的老西裝一襲、蹬著老舊但保養仍然很好的皮鞋，從美國回到台灣，當了立法委員後，蔡同榮節儉的生活仍然沒變。
在美國時任職大學教授，年薪六萬八千美元，服務銀行界的蔡太太年薪八萬元，蔡同榮還有一些稿費收入，但他完全交給太太處理，他連銀行都沒去過。他個人菸酒不沾、咖啡不喝、不吃消夜點心，天天帶太太做的漢堡當午餐和晚餐，廿年從未自己到外面吃東西，隨身零用錢僅等值新台幣五百元。
回到台灣，夫妻倆在美國的收入全放棄了，他零用錢反而提高為四千多元，原因是有時難免請人吃飯。他請客也有原則，經濟力比他差的由他請，像在立法院餐廳，他請過立委廖大林，不過也只是一碗麵；經濟力比他好的，他一定等對方付帳，他認為這樣很公道。」
這是十年前對我生活的寫照，現在還算是真實，不過，我要補充些最近的實例。關於不喝酒，有段趣味的故事。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前一夜，在噴水遊行時，約有二十位鄉親向我獻花，其中一位美麗的小姐向我獻花後，還爬到車上向我親吻。我很好奇，花了好大功夫，終於找到這位小姐。她結婚時，不但要我參加婚禮，並且要我陪她逐桌敬酒。有位客人堅持要我喝酒，我說從不喝酒，結果，那位新娘代我喝。
我在民視時，吃溫州餛飩麵六十元；在立法院時，吃意麵，加上一顆魯蛋及二顆貢丸(戲稱「蔡同榮套餐」)共五十元，是「連戰便當」十分之一的價錢。有一天，我去買麵，有位小姐排在我前面，向意麵店老板說要買一碗「蔡同榮套餐」。我很好奇問她要買給誰吃的，她回答說：「尤清委員」。那位老板告訴我，現在吃「蔡同榮套餐」，除了尤清委員外，還有陳唐山委員(還未擔任外交部長之前)及前立法院院長劉松藩。
我的穿著很隨便，不太講究。一九九七年，我特地到美國參加小女兒的婚禮。她告訴我：「爸爸，明天是我結婚的好日子，請您去買一雙新皮鞋。」我不好意思，才把我已穿十年、鞋底補了又補的皮鞋換掉。去年夏天，王幸男當著好幾位立委好友面前說：「同榮兄要當立法院長的人穿得這麼隨便，我們一起來捐錢讓他買些好衣服穿。」我不是沒錢買衣服，而是不注重穿著。
除了衣食外，我在住的方面也很簡樸。幾年前，我搭機回嘉義時，在機上遇到黃爾璇委員，他問我：「你要回到嘉義的祖厝嗎？」我說，我在嘉義沒有祖厝，每個月花一萬元，租了一間公寓。他說：「人家隨便算一萬元。」我解釋：我的公寓在體育場旁邊，是在郊區，只有廿五坪大(扣除公共設施後，實際上恐怕只有廿坪)，每坪四百元月租，是市價。我在那兒住了十年，直到最近才搬到一間較大的公寓，也是在體育場附近。
在台北，為著方便一大早爭先去登記委員會質詢，幾年前，我住在青島東路我的國會辦公室。早上六點起床，到附近開南商工學校跑步。如晚起床，跑步時，好多學生走過運動場，不方便，學校教官會來說：「蔡委員，請你早一點來。」為不打擾學生上課，有一段時期，我用鬧鐘，不管晚上幾點上床，一定在早上六點起床，實在很辛苦。
台北市立體育場，由一大早開放到深夜，隨時都可以去跑步。我就住在民視的一個小房間。那個房間面積還不到五坪，放上床、冰箱、電視機、運動器材，實在很狹窄，只能睡覺，談不上享受。幾年來，在台北時，我一直睡在這個地方。
家庭
內人蔡麗蓉是一位傳統的台灣女性：認真讀書、工作，不管閒事。嘉義女中畢業後考入台大法律系，然後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碩士學位，主修公共行政，副修電腦。她曾在美國漢華信託銀行(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 Company)擔任相當於副總裁的職位，負責電腦方面的工作。
她的參與政治是因為我那麼關心台灣的民主、自由，她才犧牲自己的志趣，來成全丈夫的願望。好像一九九○年，我要回來台灣推行公民投票運動，她一直不贊成，是因在美國過得好舒服的生活：有很好的職業，子女的教育相當不錯，美國的生活環境那麼好，卻要來分散家庭，回到闊別三十年、生疏的台灣，一切從頭開始。可是，最後她還是把兩位女兒留在美國，跟我一道回到台灣。我一直瞭解她「陪」我的心情，因此，我一輩子都感到虧欠她。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七日，在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的選舉晚會上，她突然說要上台演講。我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建議她，講三分鐘就好。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演講，料想不到她竟講了十一分鐘，真把我嚇壞了。她說，她生病，住進醫院五次，我都不在她身邊，都在外面為台灣前途奔走。最近的一次發生在一九九○年我回台後，她在美國手術乳癌，國民黨只允准我出境到美國，而不准我再入境回台，所以我才不能到美國看她。一九九一年秋天，她化學治療後由美回台，曾經一度白血球降至九百(一千以下就沒有疾病抵抗力)，她感到惶恐，就寫家庭的「財務報表」，有些項目我初次看到。
當選立委後，我專心投入立委工作，從未經營事業。我的創設民視是為台灣人爭取一個發言的機會；民視已成為台灣第一電視台：不論收視率與節目內容品質都是第一。可是，我從未向民視領取薪水或車馬費，完全是一位義工。去年八月，我辭掉民視董事長職位，而被董事會推舉為「創辦人」。
星期一至星期五，我大多留在台北，除了民視、中常會、立法院開會外，爭取地方建設及服務鄉親也佔了我不少時間。市長陳麗貞向中央政府爭取地方建設經費，都要我當「跑腿」。我都逐步進行：第一步：約相關部會首長見面，第二步，陪她赴會，第三步，唯恐口說無憑，要對方正式發函答應。絕大部分的嘉義市地方建設都由我經手，我與市長合作無間，所以她寄望年底立委選後，我會當立法院長，對嘉義市的地方建設必有更大的幫助。
我對選民服務特別認真，因為這是民意代表工作的一部份。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好多助理在服務處服務鄉親，星期六上午，我都在服務處跟鄉親見面，傾聽他們的心聲。有時，我會建議他們到台北，由我陪同去見部會首長，當面解決他們的困難與要求，我從未向鄉親收取任何紅包或禮物。
麗蓉大部分的時間留在嘉義，可能受到我的鼓勵與影響，她一大早就到體育場走路二千八百公尺，然後到服務處走走看看。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從未代表我參加任何社團活動，但如有人批評我，她會感到很難過。
她獨自在家時，都隨便吃吃，但當我回家，會認真燒些菜。在台北的應酬很多，都吃過多，回家最想吃的是蕃薯粥。吃飯中，我會把我在台北所做所看的事情，講給她分享。週日在台北比較忙，週末回到嘉義，很想休息一下，但婚喪喜慶活動還是很多，她會利用我不在家的時間洗我由台北帶回來的衣服及燙襯衫。
我們兩個女兒均是麗蓉帶大的。大女兒令怡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唸醫學預備科，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現在在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當醫生。令怡喜歡運動，二○○一年及今年均獲得世界盃回力球(squash)雙打冠軍。
令怡唸醫學是她的決定，所以我努力鼓勵小女兒怡君唸法政。一九八八年高中畢業後，她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唸政治系。後來卻轉到經濟系，最後獲得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企管碩士。一九九○年我回來台灣，不能就近看管小女兒，才讓她轉系，實在很遺憾，這是我回台所付出的一個代價。她現在在紐約的一家銀行就職，擔任財務分析工作。
令怡是在我們最艱難困苦的時候長大的。當她四、五歲時，麗蓉正在唸碩士學位，白天送她到托兒所，晚上叫她自己看書、畫畫冊，不要跟媽媽講話，因為媽媽要看書。她都乖乖聽話，不會吵。我們都認為虧待她，為了彌補她童年的生活，一九九七年，她生下第一位女兒沙姆(Sam) 時，麗蓉到美國看顧她三年。
因為母親是醫生，對沙姆管教甚嚴，怕他發胖，不給她糖果吃，麗蓉都偷偷的買東西給他吃。祖母及孫女的感情非常好，當沙姆聽到麗蓉要回台時，藏麗蓉的衣服，她母親告訴她要藏passport(護照)才有效，他問：What is passport？(什麼是護照？)相別那天，兩個祖母及孫女在機場相抱而哭。現在麗蓉雖在台灣但還思思念念沙姆。
我不喜歡麗蓉對孫女兒投入那麼多的心血與感情，所以以後令怡再生一位女兒，怡君生了兩位女兒，我都不鼓勵她到美國去看顧她們。現在，麗蓉每年到美國住一、二個月，看女兒及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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