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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賓四先生逝世忽忽已二十年了，對這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先賢，我有很深的懷念。賓四先生於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謝世，那時，我從歐洲開會後，剛抵紐約長子潤生家。我是從香港中大同事的9月1日傳真中得悉的。回港後，我寫了一篇〈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文字，文中，我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追思錢（穆）賓四先先 　　我與錢先生的結識始於1977年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之時。是年七月，我專程去台北士林素書樓拜謁錢先生，雖是初晤，但一見如故，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我與錢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是很愉快的，辭別時，他一直送我到門外的庭園，還對我說我們有緣。此後，我每次返台，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看望賓四先生，一談就是二三小時，每次造訪，錢夫人胡美琦女士都在，並親手煮茶，還為錢先生點菸；有許多次，錢先生與錢夫人要我留下午餐，我也因此了解到錢夫人的精緻烹調是如何關注到賓四先生的口味和健康。賓四先生晚年，特別是失明後十餘年，錢夫人胡美琦女士無疑是他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 　　錢賓四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1949年南來香港後，新亞書院是他花心血最多的，他不止創建新亞，還擔任新亞校長十五年之久。新亞師生、校友對錢先生的感念是極深遠的。我接掌新亞後，新亞同仁為感念錢先生對學術與書院的貢獻，特設立一個以錢先生之名命名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這個永久性的講座下，定期邀請世界範圍內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傑出成就的學者，來新亞講學，希望透過講座講者的積學專識，從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中國文化闡析發揮，以彰顯中國文化千門萬戶之豐貌。 　　新亞此一構思，有幸得到錢先生的首肯，並稱許是「一偉大之構想」，最令新亞師生、校友興奮的是，1978年八三歲高齡，雙目幾近失明的賓四先生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從台灣越洋來港，為講座作第一個講者。先生開講之日，中大師生、校友、市民千餘人蜂擁而至，成為香港學術文化界之盛事。翌年講座的講者是研究中國科技史，享譽世界的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賓四先生伉儷應新亞之邀從台灣來港，這兩位中西方的學術巨人，在新亞雲起軒的酒會上，舉杯歡言，相互推許，...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

　搬出素書樓已經二十年了，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然無法使自己心情完全平靜。在我搬出素書樓時，曾對自己立下決心，一定要把素書樓興建的前因後果，以及我們夫婦住進後對素書樓的照顧，詳細寫出，向社會討一公道。但是每一想到素書樓，千百件往事湧上心來，令我百感交集。有許多事，也許現在還不便直說，就如素書樓紀念館的成立，種種經過，恐怕仍以暫時不公開說明為宜。至於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慨，更不宜現在對外表達，這一切只能留待以後再說。 　　外子自十八歲為小學教師以來，未變職業，對此罪名，不得不有所辯白，更何況事涉故世的兩位總統，默而不語，不啻承認兩位總統當年所為，純為私情，同屬非法。 　　民國56年，香港情況不安，我們決定回台定居，謀建一家，以求終老，並預為新居定名「素書樓」，我們商定自畫的新宅草圖，有兩特點：一是樓上一長廊，可供沉思與散步；一是書櫃特別多，都是從底到頂。至於房子本身，只是一單排，沒有前後房。樓下只一客房、一客飯兼用的廳。樓上一書房，一臥室，一小書庫，僅此而已。 　　當時透過朋友幫忙，找到一處靠近東吳大學的預留墳地，朋友說：「如不忌諱，價格便宜，手續簡便。」水、電、電話可以和東吳大學協商，從學校接撥。最困難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我們便急急進行建築事。為了節省財力，由家兄胡美璜，介紹他手下一年輕工程師負責一切。兩日後，我們陪同家兄及工程師前去看地。由家兄決定地界，劃定房子位置，就在原有樹下建一小樓，不築圍牆，以節省費用。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們決定返港搬遷。就在我們動身前兩天，經國先生銜命來訪，表示老總統得知賓四準備在台建造家宅，認為應由公家負責。賓四告以一切已準備妥當，請代報告並致謝。臨別時，經國先生再三說，總統是很有誠意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當時賓四並沒有接受。我們返港整裝，於十月正式遷台。抵台後，方知就在返台幾天前，經國先生直接命家兄將屋子設計圖呈上，並囑他不要過問，此外什麼也沒說。事已至此，也就無從推辭，素書樓就由政府興建完成。 　　國家元首敬禮下士，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精神，屬公非屬私。士人接受政府禮遇，也為社會佳話，非僅個人的光榮。素書樓既屬政府賓館，土地的借用，應屬政府間事，與居住的賓客扯不上關係。當時台北市某議員認為賓四未與市府簽租約是「非法」，我們認為以百姓身分私人向市府借屋租屋，皆不合「禮」。中國一「禮」字，包有「情」「理」「法」三項，不合禮，亦即不...

時間： 2010年8月30日(一) 10:00～11:00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2號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內/直走到底/紅門) 位於東吳大學外雙溪校本部臨溪路底兩層樓高的素書樓，曾是一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長住22年的居所。從入口處的紅門拾級而上，楓槭夾道，蒼松翠柏，修竹叢花相迎，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是錢穆先生與夫人親手栽種。 8月30日為錢穆先生逝世20周年紀念日，台北市文化局特別舉辦追思會，誠摯地邀請您到場採訪，感受錢穆先生儉樸自守的風骨與國學貢獻。 ●1樓客廳－大師生前在此講學，曾寫下學生及再傳弟子五代同堂的盛況 ●2樓書房－內牆從底至頂都是書櫃是一大特色

（本報訊）一代大儒，國學大師錢穆已經快逝世20周年了，位在外雙溪東吳大學一角的素書樓，是否將舉行紀念活動？ 錢穆大師於民國79年（1990年）6/1被迫搬離素書樓，不久之後，8/30即瞌然長逝，留下後人無盡的哀思，如今逝世20周年將屆，尚未聽到有任何紀念儀式與活動，不知台灣的素書樓基金會知曉否？ http://blog.roodo.com/kkma/archives/34188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