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真的那麼不快樂嗎 ?-----胡宗駒

看到一位服替代役青年在成功嶺除草時，因天熱中暑去世，感到很難過，只是不曉得是為這位青年和他家人，抑或為國家感到悲哀。

當兵從來就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記得民國 52年，高中畢業，參加大專聯考名落孫山，又不願唸軍校，當一輩子職業軍人，就只能入伍當兵了，那時心情的鬰卒到了谷底，就只差自殺了。

報到入伍，被剃了光頭，就變成國家的人了；新兵訓練中心大約就在現今新生南路和辛亥路口那一帶，國防醫學院好像也在那兒，我們一跨進中心就失去了自由。那時經濟還沒起飛，大家都窮，新兵穿的是上一梯次充員兵 (大頭兵) 留下的衣褲，綠色制服都洗得泛白了，不過新兵訓練，除了出操就是做苦工，也沒什麼好講究。

那時候，剛從士官學校畢業的本土士官已接替老兵擔任教育班長，他們學老兵，為了把一群他們稱為「死老百姓」的新兵，在八週訓練期內操練成一支「革命勁旅」或「領袖的鐵衛隊」，他們毫不心軟，從沒慈悲心意，從早到晚，除了上課學習將來擔任軍中司法警察必須懂的法律知識之外，就是頂著烈日，接受基本軍事教練，學習擒拿、奪刀奪槍、拳術等。

依稀記得我們被編入的那一團團長洪瀾上校，身形高大，有一點兒胖，他經常一大早，吹了起床號後，就讓大家集合，空著肚子在操場上跑五千公尺；後來移防到現今三張犁的整訓中心後，他就帶著大家往山上跑。

為了讓新兵習於接受與遵守軍紀，大家被要求接受一切，不管有理或無理的命令，有誰膽敢違抗，就會受到懲罰。記得最莫名其妙的命令包括: 在限定時間內挖一條泥溝，用手把溝壁敷平，經過日曬，到了驗收時，教育班長用一盆清水倒下去，必定要做到流水清澈為止；在操場上，大家被命令帶著洗臉用具，脫下衣褲，然後又是一聲令下，要求大家把衣服當褲子、褲子當衣服穿，左手拿牙膏，右手拿牙刷，朝著正前方二百公尺處的那棵大樹跑去，左邊去，右邊回，有誰做錯了，就得重做一次，更荒唐的是跑得最快或最慢也不行，一樣被罰重跑一次。

整理內務一定要把棉被摺成豆腐乾形狀，有人一直摺不好，居然被罰在大太陽底下，在營房間柏油路上，蓋著棉被「睡覺」。這事放在現今，恐怕早出人命了。

「革命勁旅」不能只在操場上演練，還得實際作急行軍訓練；我們就曾從新生南路的訓練中心，全付武裝，行軍到現今在憲兵學校所在的泰山，我們在紅土山丘上作野戰演練，三餐還是蹲在地上，六人一組圍著兩小鋁盆裝的大鍋菜吃飯，動作慢一點的人往往搶不到飯菜，那就只好餓肚子。晚上睡在農家的曬榖場和水泥戲台上，渴了喝井水，刷牙、洗臉也是那用那長滿了青苔水井裡的水。

一趟行軍走下來，幾乎每一個小兵的腳底都走出了一堆水泡，老兵教我們用針挑破，擦紅藥水當消炎藥，可以想見藥效不怎麼樣，這大家痛苦不堪，幾乎像吃了敗仗的軍隊般一步一拐地回到營裡。

老士官經驗豐富，像個沒事人似的在一旁嘲笑新兵；他們說，照你們這付模樣，將來別說上戰場打仗，還沒上陣，聽到炮彈呼哨飛過時，腿就軟了，談什麼保家衛國。

因為日子過得不好受，八週入伍訓練顯得沒完沒了，好不容易挺過去了，又得去適應另一種軍中生活；話說是憑抽籤決定，其實早就分配好了，我和一些浙江籍的新兵被分發到現今總統府後面的台北憲兵隊南區分隊，被分發到金門或其他隨軍憲兵連隊的人當然愁眉苦臉，講不出話來。

浙江籍的憲兵主要是為老蔣總統擔任特別警衛勤務，雖說只是外圍，那任務並不輕鬆，警鈴響起，表示老總統要去桃園大溪了，我們就必須在所有通往大溪的道路站哨，讓人摸不清老總統究竟走那一條路，即便他的車隊已到了大溪，在老總統還沒決定是否在那兒過夜之前，我們還不准撤哨，不論颳風下雨，不管站多久，都得站到接獲收隊命令，才有軍車沿線收哨，讓大家回憲兵隊喝水，吃飯，上廁所、休息。

我們也曾跟著他跑遍台灣各地，到過許多「總統行館」，有的在深山裡，非常簡陋，他和夫人各有自己的臥室，一張木床，一張書桌和一張木椅，如此而已；行館多由一位退伍軍人看守與維護，冬季山中下雪時，山路不通，他們只能在那兒啃乾糧。

每逢雙十國慶舉行閱兵大典，我们負責博愛特區的安全任務，全員出動，在那幾天裡，都是全天候執勤，必要等到半夜，才能換班去隔鄰的台灣銀行地下室吃飯，上洗手間或小睡一會。

不管怎麼說，當兵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剛入伍時一定很不快樂、退役後對軍中生活卻也回味無窮；許多青年因為覺得當兵很辛苦，又浪費了大好青春，千方百計企圖規避，但也有很多人瞭解，服兵役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一個原本稚嫩、柔弱、不敢挑責任的男孩子，變成一個真正的男人。

有不少人退役後，靠著在軍中學到的一些技藝，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找到了賴以維生的工作，甚至憑著軍中建立的人脈，參與地方選舉，變成了民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