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出版《蔣經國日記（1970-1979）》 涵蓋刺蔣、民進黨成立、退出聯合國等事件

           【數位網路路報記者陳漢墀12/30台北報導】 

圖: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主持人陳儀深館長(右二)、劉維開教授(左二)、陳翠蓮教授(右一)、張國城教授(左一)-----國史館提供

國史館於本（2023）年12月30日（星期六）舉辦《蔣中正日記（1948-1954）》新書發表暨座談會，活動圓滿落幕。

原邀請之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錢復因身體微恙，改以視訊致詞。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蔡詩萍、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陳純一及主任秘書宋翠英、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中研院臺史所所長鍾淑敏、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美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林峯正主任委員、許有為委員、前旺報社長黃清龍、政論家汪浩等貴賓蒞臨與會。

陳儀深館長在開幕致詞時表示，兩蔣日記原寄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經過十年的司法訴訟，臺、美兩地的法院判決確定，以及蔣家家屬的捐贈，兩蔣日記才得以重返臺灣。為了滿足國人一睹兩蔣日記內容的殷切期盼，國史館立即授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於2023年10月31日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1948-1954)》七冊外，也同時著手規劃《蔣經國日記（1970-1979年）》的編校出版，共計九冊。

國史館從二十年前即開始出版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檔案，近年出版更多、更敏感的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主因是2016年蔡總統上任以來關切轉型正義，例如去（2022）年9月國史館出版《蘇東啟案史料彙編》，雖不至於推翻以前的認知，但可以說令人大開眼界，對於戒嚴時期黨國體制的運作，有更清楚的瞭解。根據去年負責編輯蘇東啟案的同仁發現，蔣經國在1961年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角色，就直接對國安局長陳大慶下達指示：「希從速作妥善之處理。」在1970年代擔任行政院長任內，對於謝聰敏、魏廷朝等案的覆判，蔣經國也作出「暫緩處理」的批示。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長仍習慣性的先請蔣經國核示，而不是依法直接呈請總統核定。這些狀況，在《蔣經國日記》出版以後，當可作進一步比較系統性的研究。

今天出版的這十年的日記，包括蔣經國在1970年4月訪美時遭遇的「刺蔣事件」，隨後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一般認為國民黨政府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乃至席位之後又紛紛與各國斷交，必須透過甄拔臺籍菁英以及增額中央民代定期改選，來獲得政權的正當性，這時蔣經國扮演了推動政治改革的角色。但1970年代也是黨外民主運動興起的年代，蔣經國在日記中常把這群要求民主的人稱作「陰謀份子」、「反動份子」，懷疑背後有共匪或美帝的策動支持，於是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以後，他在日記上說是「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甚至1979年高雄事件爆發之際，他「下令將禍首全部拘捕」。

蔣經國在1979年不容許成立反對黨，1986年卻願意開放黨禁，這期間究竟發生甚麼事？國史館曾經在2020年12月12、13日舉辦「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對此議題有做過相當程度的剖析，如今藉由日記的出版，相信可以讓學界和社會大眾更貼進瞭解蔣經國的個性、決策模式，以及黨外民主運動的艱難，從而對於臺灣民主化的曲折過程，也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接著，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錢復董事長視訊致詞，表示國史館繼《蔣中正日記》之後，今天再出版《蔣經國日記》，對長期追隨蔣經國的自己而言，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從日記可以看出蔣經國的早年歷經艱難，直到抗戰前夕才回到中國，蔣中正要求他寫日記來砥勵自身，並不時察看其日記，或許是這個原因，1972年之前的《蔣經國日記》在許多方面乏善可陳，直到1972年蔣中正重病後，蔣經國才更多地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相信這是國史館先出這段晚年日記的用意。

在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中，首先由政治大學榮退教授劉維開發言，蔣中正與蔣經國日記有著相當的差異性，主要是兩人在寫日記當下的地位不同，蔣中正已是國家的領導人，而蔣經國則是政府體系中的一名官員，不免從基層官員的角度來看政府的運作。他認為1970年代的《蔣經國日記》，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第一、可以了解臺灣政治決策的關鍵線索，這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也是政治外交最動盪低谷的年代，1969年蔣經國接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員，補齊了最欠缺、也最陌生的財經層面的歷練，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十大建設，就是在這段時期內所規劃完成。第二、由於嚴家淦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蔣經國必須主持黨政高層會議，他成為有高度實際權力的副手，甚至時常召見部會部長及召開黨政高層會議，在日記裡都有詳細的記載。第三、當時臺灣重要的援外活動，如代號「大漠計畫」，係在沙烏地阿拉伯強力要求下軍援北葉門，這些今日幾乎不為國人知道的事件，都可在《蔣經國日記》中一窺神秘。再次，1970年代的蔣經國日記可讓我們看到蔣中正重病後的國家運作狀況，由於《蔣中正日記》只記到1972年，《蔣經國日記》剛好可以補上這段歷史的空白。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則從另一個角度，嘗試解構過往認為蔣經國是臺灣民主化推手此一看法的迷思。從日記裡可以看出蔣經國極少提及民主自由，他把政權交接看成是子承父業，日記中時常出現要如何護衛父親交給他的黨國，這和傳統帝王的思維方式並無二致。此外，《蔣經國日記》裡有著明顯的兩面性，臺灣民間社會所認知的那個親民愛民的蔣經國，日記的確記載大量上山下海視察各地的行程，參訪民間可能是他最快樂的時刻。但對於批評他的另一群民眾，他就毫不留情面，流露出厭惡議會政治，對於地方選舉的抱怨，但又不得不辦，表露出「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嗎？」直到日記的最終，他仍是那個不得不下此決心鎮壓反對派，以護衛黨國體制利益的威權統治者。

接著由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張國城發言，他認為兩蔣日記不是單純的私人日記 而是研究中華民國史、戰後臺灣史的重要補充。其中有甚多重要的歷史線索，如對孔宋家族的反感等；亦可發現如果單純看《蔣經國日記》，會覺得這個人的性格十分灰色及陰暗。蔣經國對於臺灣許多政治人物的評價都不高。蔣經國雖然作了許多改革，但他在日記中對決策過程卻談得甚少。透過兩蔣日記，我們才能真正知道臺灣社會經歷了怎樣幽暗曲折的道路。

在閉幕式中，陳儀深館長表示外面雖然瀰漫著選戰的煙硝味，今天下午正好也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國史館仍然按部就班、繼續做「為國存史」的工作。對於國家政策優劣、執政功過的評價思考，是需要比較長距離、長鏡頭，也就是歷史的角度，才會看得清楚，這也是國史館的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