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的政治．戒嚴的社會
(本報台北特稿)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樂生保留自救會會長李添培、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台權會秘書長林淑雅、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吳忠泰及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等社運團體領導人，於(7/13)日上午10時，齊集中華電信工會舉行「社運界看解嚴二十年」記者會，企圖打破藍綠陣營對解嚴歷史詮釋權的壟斷，並以近年來社運的遭遇，共同來見證解嚴二十年後的今天，其實只是政治解嚴、社會依舊戒嚴的「解嚴的政治．戒嚴的社會」。
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律師指出，從蘇案審判長官有鳴法官對媒體表示「找不到判三人無罪的理由」就反映出法官還停留在「有罪推定」的獨裁戒嚴統治時代，完全跟不上解嚴之後刑訴訟法修正、無罪推定、嚴格的證據法則的新時代，無奈的是現在從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在戒嚴時代成長，我們還要受這些舊時代的老法官來審判，這更突顯我們的司法還有待解嚴，司法改革仍未竟全功，蘇案的再救援，仍須社會各界來關心。
樂生保留自救會李添培會長表示，麻瘋病人在戒嚴前後，都是社會最弱勢的，戒嚴前被政府隔離在樂生院，解嚴後一樣被隔離在院區內，院民一住五、六十年，早已以院為家，為了捷運的機廠，現在反而要把我們掃地出門。病患跑去抗議， 許多人被警察抓起來，如去包圍蘇貞昌官邸，我們只是想要表達心聲，不久後來了200個警察，將學生和病人抓走，有病人的義肢被扯下，他自己也受了傷，這是解嚴後遊行法應該有的形式嗎? 他並以日本麻瘋病人對小泉政府投出告訴為例，病人贏了訴訟，但是小泉反對，病人於是去包圍官邸三天三夜，最終得以與小泉見面，所以小泉也了解到這是違憲和違背人權的事情，同意政府要道歉，用國家賠償去道歉， 並決定若有病人願意留在療養院，應該以尊嚴為前提，讓病人在療養院內安養天年，這個行為也令小泉贏得全體國人的尊重。他希望台灣政治人物應學習小泉的好榜樣，讓樂生療養院成為古蹟，好好照顧病人，政府怎樣對待最弱勢的樂生院民，也是台灣社會是否真正解嚴的指標。
全國教師會吳忠泰理事長指出， 一群沒良知的人民，就會造就惡虎似的政府，但這也是教師所教出來的；如果有機會教導學生有工會意識，未來就能用這個工具保護自己，但是現在的教育，只會教出一批委曲求全的學生，即使解嚴二十年了，政府還是不讓教師組工會，教育部去年還操作民調說，只有二成的教師贊成組工會，還威脅教師若組工會，就是勞工而不是專業團體，現有的教師權益將被取消。但無論如何，全國教師會一定會繼續爭取教師組織工會的權利，利用學校的講壇，對學生與家長進行勞工意識的教育，畢竟教室就是教師最主要的戰場。
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則指出，社運必須和 國、民兩黨在搶歷史的解釋權。他認為會解除戒嚴是當時的社會已如沸騰的鍋子，不將蓋子打開可能會爆炸，解嚴是很多人的血淚所創造的歷史。他並以鹿港反杜邦為例，1986年12月13日尚未解嚴時，鹿港人就拿着怨和恨字，衝到總統府前，這和什麼藍、綠都沒有關係；鹿港人當年成功趕走杜邦，台電現在想在當地蓋火力發電場，環評沒有過，台電就主動撤案，等到七月底新環評委員上任再提案。如此操弄環評，解嚴與否有何差別。他表示，在解嚴二十年的今天，人民也有兩個新「怨」： 對台灣母親生病了，環境沒有解放的「怨」，面對石門水庫水質惡化，中橫封山、地球暖化等大自然的反撲，對人民未來生存的威脅，藍綠兩黨完全沒有作為，卻只專注於政治鬥爭。
台權會秘書長林淑雅指出，社會面先有了思想上面的解嚴的訴求，才有政治面的解嚴產生，可見社會力對於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並不僅限於選舉，人民持續透過意見的表達，也是一種政治過程，而且社會力是優於政治力。民進黨是以社會力量的方式與其它民間團體共同成就政治改革，解嚴初期，民進黨也對於這一部集會遊行法強力批判，因為這部法律不是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基本權為出發點，反而是管制性的法規，不能真正保障人民發聲權，解嚴二十年的今天，反而成為打壓弱勢團體進行集會遊行的利器，整部法令從遊行申請許可、禁制區，強制解散、施以刑法的處罰等，給予警察任意的裁量權。 所以當集會團體與比較強大的經濟力量或政治力結合時， 警察就比較少干涉，但若是弱勢團體，就會遭受逮捕偵訊起訴甚至判刑，我們想問政治人物是否繼續與大家站在一起，或是漸行漸遠?
青年95勞動聯盟林柏儀也指出，台灣只是政治形式上的解嚴，對社會還是處處延續戒嚴的控制，以集會遊行法就是最好昀例證，表面上不是直接的控制，而是把人民意志控制在一定框架內。 集會後都會發生警民衝突狀況，原因是警察會介入或要求解散。這是對社會力量的馴化，這讓集會遊行導向理性化，無法真正代表弱勢的力量。 所以人民無法與掌權者對抗。解嚴後的政府對大資本家有更多保護，相當於資方代言人。解嚴後，國家從直接、高壓的統治，走向更高明的統治，表面上的民主正當化了對人民實質上的控制。 我們認為這樣處境十分嚴峻，用新興方法，用細微意識形態，讓人民馴服，在20年後， 我們要檢討如何對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中華電信工會張緒中理事長則指出，戒嚴可怕，但在民主下的戒嚴更可怕；如果每個人民都有法治觀念， 政府就不敢隨便對付人民。人民如果記得政客講過什麼話，政客就會更謹言慎行。 政府在慶祝解嚴二十週年，但這都是他們的功勞嗎?當民進黨講解嚴時，更有資格說話的是社運的朋友；藍綠兩黨以政治語言操弄解嚴二十年，社運團體應該要發聲，不能再讓兩黨壟斷歷史的詮釋權，繼續無聊的兩黨惡鬥。他認為，只有獨立的社運團體，從教育、司法改革着手，政治與社會的改革才有可能，社運應該聯合起來，給政黨更大的壓力，因為改革是人民力量創造出來的，絕非政客的施捨，解嚴也是一樣的。社運應進一步的促成台灣社會解嚴。
司改會執行長林峯正律師指出，從蘇案審判長官有鳴法官對媒體表示「找不到判三人無罪的理由」就反映出法官還停留在「有罪推定」的獨裁戒嚴統治時代，完全跟不上解嚴之後刑訴訟法修正、無罪推定、嚴格的證據法則的新時代，無奈的是現在從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在戒嚴時代成長，我們還要受這些舊時代的老法官來審判，這更突顯我們的司法還有待解嚴，司法改革仍未竟全功，蘇案的再救援，仍須社會各界來關心。
樂生保留自救會李添培會長表示，麻瘋病人在戒嚴前後，都是社會最弱勢的，戒嚴前被政府隔離在樂生院，解嚴後一樣被隔離在院區內，院民一住五、六十年，早已以院為家，為了捷運的機廠，現在反而要把我們掃地出門。病患跑去抗議， 許多人被警察抓起來，如去包圍蘇貞昌官邸，我們只是想要表達心聲，不久後來了200個警察，將學生和病人抓走，有病人的義肢被扯下，他自己也受了傷，這是解嚴後遊行法應該有的形式嗎? 他並以日本麻瘋病人對小泉政府投出告訴為例，病人贏了訴訟，但是小泉反對，病人於是去包圍官邸三天三夜，最終得以與小泉見面，所以小泉也了解到這是違憲和違背人權的事情，同意政府要道歉，用國家賠償去道歉， 並決定若有病人願意留在療養院，應該以尊嚴為前提，讓病人在療養院內安養天年，這個行為也令小泉贏得全體國人的尊重。他希望台灣政治人物應學習小泉的好榜樣，讓樂生療養院成為古蹟，好好照顧病人，政府怎樣對待最弱勢的樂生院民，也是台灣社會是否真正解嚴的指標。
全國教師會吳忠泰理事長指出， 一群沒良知的人民，就會造就惡虎似的政府，但這也是教師所教出來的；如果有機會教導學生有工會意識，未來就能用這個工具保護自己，但是現在的教育，只會教出一批委曲求全的學生，即使解嚴二十年了，政府還是不讓教師組工會，教育部去年還操作民調說，只有二成的教師贊成組工會，還威脅教師若組工會，就是勞工而不是專業團體，現有的教師權益將被取消。但無論如何，全國教師會一定會繼續爭取教師組織工會的權利，利用學校的講壇，對學生與家長進行勞工意識的教育，畢竟教室就是教師最主要的戰場。
綠黨秘書長潘翰聲則指出，社運必須和 國、民兩黨在搶歷史的解釋權。他認為會解除戒嚴是當時的社會已如沸騰的鍋子，不將蓋子打開可能會爆炸，解嚴是很多人的血淚所創造的歷史。他並以鹿港反杜邦為例，1986年12月13日尚未解嚴時，鹿港人就拿着怨和恨字，衝到總統府前，這和什麼藍、綠都沒有關係；鹿港人當年成功趕走杜邦，台電現在想在當地蓋火力發電場，環評沒有過，台電就主動撤案，等到七月底新環評委員上任再提案。如此操弄環評，解嚴與否有何差別。他表示，在解嚴二十年的今天，人民也有兩個新「怨」： 對台灣母親生病了，環境沒有解放的「怨」，面對石門水庫水質惡化，中橫封山、地球暖化等大自然的反撲，對人民未來生存的威脅，藍綠兩黨完全沒有作為，卻只專注於政治鬥爭。
台權會秘書長林淑雅指出，社會面先有了思想上面的解嚴的訴求，才有政治面的解嚴產生，可見社會力對於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並不僅限於選舉，人民持續透過意見的表達，也是一種政治過程，而且社會力是優於政治力。民進黨是以社會力量的方式與其它民間團體共同成就政治改革，解嚴初期，民進黨也對於這一部集會遊行法強力批判，因為這部法律不是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基本權為出發點，反而是管制性的法規，不能真正保障人民發聲權，解嚴二十年的今天，反而成為打壓弱勢團體進行集會遊行的利器，整部法令從遊行申請許可、禁制區，強制解散、施以刑法的處罰等，給予警察任意的裁量權。 所以當集會團體與比較強大的經濟力量或政治力結合時， 警察就比較少干涉，但若是弱勢團體，就會遭受逮捕偵訊起訴甚至判刑，我們想問政治人物是否繼續與大家站在一起，或是漸行漸遠?
青年95勞動聯盟林柏儀也指出，台灣只是政治形式上的解嚴，對社會還是處處延續戒嚴的控制，以集會遊行法就是最好昀例證，表面上不是直接的控制，而是把人民意志控制在一定框架內。 集會後都會發生警民衝突狀況，原因是警察會介入或要求解散。這是對社會力量的馴化，這讓集會遊行導向理性化，無法真正代表弱勢的力量。 所以人民無法與掌權者對抗。解嚴後的政府對大資本家有更多保護，相當於資方代言人。解嚴後，國家從直接、高壓的統治，走向更高明的統治，表面上的民主正當化了對人民實質上的控制。 我們認為這樣處境十分嚴峻，用新興方法，用細微意識形態，讓人民馴服，在20年後， 我們要檢討如何對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中華電信工會張緒中理事長則指出，戒嚴可怕，但在民主下的戒嚴更可怕；如果每個人民都有法治觀念， 政府就不敢隨便對付人民。人民如果記得政客講過什麼話，政客就會更謹言慎行。 政府在慶祝解嚴二十週年，但這都是他們的功勞嗎?當民進黨講解嚴時，更有資格說話的是社運的朋友；藍綠兩黨以政治語言操弄解嚴二十年，社運團體應該要發聲，不能再讓兩黨壟斷歷史的詮釋權，繼續無聊的兩黨惡鬥。他認為，只有獨立的社運團體，從教育、司法改革着手，政治與社會的改革才有可能，社運應該聯合起來，給政黨更大的壓力，因為改革是人民力量創造出來的，絕非政客的施捨，解嚴也是一樣的。社運應進一步的促成台灣社會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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