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與反共國策座談會

(台北訊)1960年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為匪宣傳、知匪不報等罪名，逮捕「自由中國雜誌社」發行人雷震、編輯傅正等四人，震驚了國內外政壇和輿論界。此宗我國戒嚴時期典型的政治冤案，不僅對日後憲政發展影響非常深遠，雷震（1897-1979）亦成為民主運動史上的標竿人物。過去與共產黨勢不兩立、號稱「堅守民主陣容」的國民黨（蔣氏父子）統治集團，為何要逮捕堅持民主反共的雷震？警備總部等情治機關，到底是在執行反共國策還是在維護戒嚴、獨裁體制？今日「雷震與民主人權」系列座談會的第二場「雷震與反共國策」，與會的專家學者有精采的分析和討論。
座談會在（2007年9月2日）下午2時至4時30分，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前瞻廳（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1樓）召開，同時舉行國史館《雷震案史料彙編》系列電子書的發表會。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前行政院長謝長廷發表專題演講，他是1988年民間推動平反雷震案的核心成員，也是領銜代表家屬向國防部提出國家賠償訴訟的委任律師，他特別從雷震案的歷史發展，來看未來台灣面對的挑戰，以及進行政治維新的必要。
本次座談主題「雷震與反共國策」，由與雷震生前頗有私交的民主運動前輩、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主持，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擔任引言人，三位與談人分別為台灣綜合研究院的高級顧問阮銘，資深政經評論家林保華，以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李筱峰。
陳儀深的論文重點，以1951年雷震銜命赴港宣慰反共人士和〈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這篇文章為例，指出真正懷抱反共與民主理想的雷震，本來為國民黨政權鋪陳了合法統治的道路，卻備受國民黨政權壓迫，國民黨自己坐實了外來政權的指控。雷震案的發生，暴露國民黨情治機關的無法無天，只是其恐怖統治的冰山一角；這種基於少數政治精英利益的統治缺乏正當性，當然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阮銘指出，雷震案的發生是因為當年台灣存在兩條對立的反共路線，埋下必然的衝突。雷震主張反共必須以民主自由為立足點，而以蔣經國為主的反共路線，則是主張一黨專政，認為依靠政工、特務、救國團、軍中特種黨部才能反共。而今天在臺灣具體實現的民主成就已經作出歷史的評斷，雷震是徹底的反共和自由民主者，是勝利者，蔣經國晚年的開放政策，反成為雷震遺囑的執行者。
林保華以過來人的身分，強調雷震對共產黨的政治哲學和謀略有極為深刻的剖析，認為該黨本質上缺乏人性，另一方面則擅用兩面手法。反共既然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尊嚴，則反共事業本身就是一項人權運動。由於中國的國、共兩黨都是根據列寧主義建立起來的政黨，因此雷震「反共」的結果，必然導致「反國」，也導致他與國民黨的決裂，這是政治信念，亦即民主與獨裁的根本差異，我們須充分認識舊威權體制對台灣的毒害，繼續深化台灣民主成果與進行轉型正義。
李筱峰的文章主旨則提到，雷震因《自由中國》的言論與蔣介石漸行漸遠，尤其1957-58年間發表多達15篇的「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其中〈反攻大陸問題〉對當時的蔣政權極具挑戰性，該文呼籲蔣政權不應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作」為藉口，應該早日建立民主憲政的基礎，在台灣落實各項建設。雷震接著提出修憲、反對黨問題，甚至著手籌組反對黨，步步踏觸當局的禁忌，終遭打壓入獄十年。1972年1月他發表〈救亡圖存獻議〉，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由「統」轉「獨」，其中心思想並沒有改變，也就是對民主自由的堅持與維護。
「雷震與民主人權」系列座談會是由國史館、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共同舉辦，以紀念雷震110歲冥誕，並表彰其行誼和貢獻，大會標語為「民主的雷聲．人權的鬥士」，今年7月8日已舉辦首場「雷震與憲政體制」座談。第三場座談會預定在12月9日世界人權日前夕舉行，主題為「雷震與自由人權」，主辦單位歡迎各界賢達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