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論壇「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的教育政策」
《 數位網路記者陳漢墀台北報導/2018,10,8〉
主題: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的教育政策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18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根據報告指出台灣在國際競爭力排名是退步3名來到第17名，已被中國大陸、卡達等國家超越，而教育是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最重要的政策，而在10月6日「2018教育政策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下午的圓桌論壇「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的教育政策」，邀請了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陳博志資政擔任主持人、而討論人分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著名教育經濟學學者Dr.Psacharopoulos、日本筑波大學大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金子元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高麗大學亞洲研究所與經濟學系教授李鐘和
教授、亞洲•矽谷、國家級投資公司臺衫總經理翁嘉盛、前臺南市市長、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及前教育部政務次長、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
首先，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根據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台灣在137個國家中名列第15名，以世界標準中台灣其實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國家。而一個國家中若擁有良好的教育體系，也能讓人才快速學習。而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說明，教育支出跟學校表現在中等教育層面的關係，沒有辦法只靠PISA數據就斷定結果，還要綜合其他研究，例如：教育的生產力研究。而且有時研究的面向，可能會同時牽涉硬體與軟體部分，屬於一種綜觀性的研究。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觀察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後，社會開始關心投資報酬率，他觀察教育之報酬率的結果，認為教育其實是非常好的長期投資，因為教育可以提供良好的投資報酬率，數據可13%、14%，其實比一般理財工具更加優良。
然而在教育分配問題中，能否上學、收入的分布等，常是在研究中被探討的指標，而對於提供教育經費者的身分、從教育中獲得好處的對象分析，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認為，基本上是社會大眾用稅務去支付教育支出，但是進到高等教育中的人物，卻往往都是在富有階層的學生，這是十分不公平的現象。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表示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以迦納為例，在1960年代初期，家長並不願意讓孩子去學校，因為學校教育讓孩子獲取知識之後，就會想要探索更多未知領域，而不僅是在農村裡發展。但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認為，走出家鄉，根不留在原地，人生就不會只有一種可能。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說明，追蹤中等教育技職學校畢業之學生，沒有辦法擁有專業，但也無法進入學術領域；再來比較收入後發現，其實就跟就讀一般高中差不多，但是成本方面，其實是一般教育的兩倍，因此引起了爭議；學費方面，提高學費，勢必可以控制高等教育就讀比例，但是也可能造成社會或人民的負擔，於是，為了支付學費，除了就學貸款之外，美國也出現一種方式，是將自己未來一定比例的薪資當作償還金額。
接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副院長在圓桌論壇提到，因新加坡是重視實務的國家，也是開放的經濟體，新加坡需要外界的天然資源，所以新加坡懂人力資本對於新加坡國家的根本重要性，教育經費是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第二大預算，軍事支出也是新加坡第一大預算，因為新加坡需要避免當馬來西亞或者是鄰國出現危險領導者時，擁有足夠的軍事防衛能力，而目前新加坡教育政策是希望關注每個孩子的能力，是重視以潛力為導向的教育，因新加坡知道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在學業表現很好，但新加坡現今強調「價值觀」、「技能」與「軟實力」才能因應國際的挑戰，而在新加坡推動教育的老師，一定要確認教育政策是正確的，而價值觀，技能與軟實力是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重點，在新加坡我們重視老師的地位，給予不低的薪資與一定的社會地位。
另外，新加坡重視創新與創造力的教育，中國商業副部長近來和新加坡請教要如何開發中國年輕人的創新能力，因為在國家層級，中國在發展創新人才很有辦法，但在教育方面，中國教育有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是在考試主義下中國學生被壓迫的現象，過去新加坡也曾如此被考試主義所控制，但當新加坡去中國去宣傳創造力教育，得到許多中國老師的回饋，因為這些中國老師沒想到竟然可以把科學和數學教的有趣，讓中國老師回到教室能有對學生進行有趣的教學，而新加坡非常重視「終身學習」，目前在制度上，新加坡老師有一百小時的自我進修時間，這些新加坡老師可以選擇去醫院、機場、來做自我進修，而新加坡制度這樣設計是有其背後的原理，讓新加坡老師可以從不同產業來學習，這也和新加坡教育對學生的職業輔導有關連，因為當老師到過這些場域去進修，便能理解不同產業的生態，更能把對學生職業輔導做好，而進修費用全由新加坡政府來負擔，近來新加坡教育對於此教師進修制度做了修正，讓新加坡老師自主決定自己要加強什麼，很簡單的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獲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師改變，一旦老師改變，教育就會改變。
很多人都認為新加坡各項國際性排名都名列前茅，也有人問為何新加坡總是具有國際性競爭力，因為新加坡重視關聯性的終身學習，教育和工作間關聯的學習，面對國際評比的高排名，新加坡內部有進行內部檢討，因為新加坡明白國際排名是數字遊戲，而新加坡內部也有聲音，是不是一定要由外國來對新加坡大學教育來排名，這是新加坡在高等教育發展目前在思考的問題，因為新加坡教育的真正目標是讓每一個學生成為一個更全人的人才。
在會中，前教育部政務次長、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詢問新加坡在職業教育的教改成功經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回應新加坡在技職教育上的改革成功，第一是新加坡花了四十年做職業教育的改革，第二是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ITE）與理工學院的支援，在職業教育上遇到傳統文化上的阻隔，因在新加坡也有考試主義、學者症候群，新加坡人民也有刻板印象，認為念書做官比較好，從事藍領工作比較不好，但新加坡政府意識到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會帶給新加坡國家經濟發展的損傷，於是政府要改變人民對藍領工作的偏見，透過政策運用使藍領薪水提高，向新加坡人民推動藍領和白領工作同樣是值得尊敬的教育，在新加坡的職業教育也提供學生可以走進學術路線，新加坡認為ITE是可以學到技術，但也透過終身學習來進入學術路線，而新加坡政府透過教育改革來改變學生心態，也去改變家長的心態，因新加坡政府要告訴學生家長，技能很重要，近有訪談新加坡工程師的經驗，這工程師有被金融業看中要挖角，看中他的綜觀全局的分析能力而不是工程師的學歷，所以新加坡認為最重要的是技能，在新加坡不見得每個人要上大學，我們需要技能，不只是學術能力，新加坡職業教育成功的地方，新加坡願意在教育給予孩子夢想，所以職業教育可以獲得成功，這也是新加坡職業教育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前臺南市市長、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提問：「根據台灣經濟成長狀態，從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五，在經濟數字上是逐漸下降，再來是大學生佔失業人口的比例卻從百分之八成長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成長，會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再來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不斷下滑，這是危險徵兆，也會引發台灣國家發展的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有怎樣的解決方案？
Dr.Goh Chor Boon回應，我不是經濟學家，但可以提供一些解決思考，新加坡大學生就業率高，是因為新加坡教育與經濟政策間是有關連性的，而新加坡國家發展是有計畫性的，新加坡未來會需要那些人才，學校需要培育多少名這領域的人才，接下來由國家來規劃再由教育部與大學做精確的討論，然後運用在教育政策與各科系招生名額，讓新加坡大學生和產業需求會產生連結。
臺杉公司總經理翁嘉盛在會中提問，應用何種教育政策來應對快速變遷的世界？
Motohisa Kaneko教授表示，東亞地區的共同問題包括競爭力衰退、學生數量減少、教師老化等，這也是過去未曾遇過的。對此，現有教育人才都應該重新賦予使命，表示現有大學要重新改變現有結構，每個老師都要重新思考、組織應如何做好工作、做研究，這不只是知識本身，還需要新的教學方式，包括互動的教學法，這與傳統是有所不同的。
而Motohisa Kaneko教授坦言，推動新的教學法需要豐富的學術知識與學養。在台灣、日本、韓國等國家，延續過去的教育體制已經蠻成功的，但是有點受困於過去的成功，我們必須省思哪些部分已經沒有用了，我們希望看到社會福祉、社會性幅度能夠提高，所以必須去思考應如何改變。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接著提問，技職教育通常是台灣家長、學子的第二選擇，他們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因為失業率問題讓許多家長稍微改變想法，但很多家長仍然希望他們的子女走學術的路。Motohisa Kaneko教授也回應了此問題，對於日本的技職教育狀況，他表示，日本也有先進科技學院，這種模式非常成功，但他本身對這種制度抱持懷疑，因為學院學費很高。Motohisa Kaneko教授認為，未來所需的新技能是非常多元的，所以不能說特定領域需要的技能，應如何把可能需要的能力都交給學生，我們日本有科技學校，其中多數學生唸的都是跟醫療保健領域內容，但並非所有產業都能
靠技職教育，像是工程領域。
而Motohisa Kaneko教授指出，所以你希望學生在年紀很輕時就教導他們專精的知識，還是希望能先學習廣泛的學業，留到未來再學得更專精，這是有抉擇空間的。日本常有人提到技職教育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問他應培養何種能力時，這些人提到的答案都不同，尤其每個產業狀況都不同。因此Motohisa Kaneko教授認為，不能說一種方法就能適應所有產業。
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提問，為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失業率卻越來越高？高等教育收益越來越低，使高等教育投資意願下降，這非常危險，能否提供適合的解決方案？
Motohisa Kaneko教授表示，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高中畢業生
的就業狀況確實在惡化，這是因為製造業基本不再存在所造成。因此大家必須接受大學教育。而現在很多人進入高等教育，就得改變高等教育本質，不再只是學術教育，而要照顧職業教育。MotohisaKaneko認為，如果你希望有很好的高等教育，就必須要投資，就必須有一些門檻、成本，當然也需要以獎學金保持公平。
李鐘和教授也分享韓國教育的經驗，提及韓國想改善教育體
系，讓學生可以適應未來，但也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因沒辦法完全掌握未來的需求，但可以掌握趨勢，未來是當前的延伸。現在是延續第三波工業革命，而變得更加複雜，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人工智慧(AI)、資訊化等，我們要有人際的能力，是機器難以取代。教育要能幫助即將邁入職場工作的年輕人培養「未來的技能」，不單是技術能力，更需涵蓋認知與人際上的技巧(4Cs)，包括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創造力(Creativity)、協作能力(Collaboration)及溝通能力，擁有這些能力才可免於被人工智慧(AI)及機器取代，培養所有學生的認知與非認知能力。且要從小學就開始，最重要的是老師的品質。
如果花時間訓練老師，使用新科技，我們可以善用遠距教學，現在網路上什麼都找得到，免費的課程，我們更朝這方面發展，政府要提供資源，加強老師的素質或與先進國家老師合作。
而終身學習很重要，要建立這樣的體系，目前日、韓落後歐、美，沒有健全終身學習體系的提供，所以要設法提供終身學習的誘因，提升自己的技能，這要教育與業界有緊密的合作。可讓企業提供講師、課程等，如三星工程學院在三星企業旁邊，畢業即就業，三星也從外國吸引很多人才。此外，為了避免人才外流，也要設法從外國補進人才。企業可以提供獎學金，應用的研究。
至於政府的角色，我們通常強調教育部的角色，它主管高等教育，韓國近八成的高等教育都是私校，但政府對高等教育有很多規定，就很難鬆綁，若要高等教育市場更加自由，要提供誘因讓教育體系不斷改善。
這些問題基本上是長期規劃的問題，要從學校訓練無法被機器的人，產業與學界要更好地合作與協調。
在技職教育改革經驗上，李鐘和教授分享韓國技職教育的經驗，他表示事實上韓國與新加坡很類似，也不斷思考如何改善技職教育，社會也是重視學術能力，這是社會普遍現象，韓國學生一般也不太願意念技職學校。很多學生只是把技職教育當作跳板，因為只有不到1% 的人可以進前三名的大學，但制度設計技職學校畢業的人，也可以有機會進入前三名大學，進入技職學校並不表示放棄學術研究或放棄好的大學，尤其以理工與商管為主，先有業界經驗可以進入頂尖的大學。
另外社會需要典範，我們需要好的技職教育，現在年輕人對未來一片茫然，不保證成功，所以要有一些刻意的安排，要有典範，例如：
最近有三星電子主管退休投入政治成為議員，是技職體系畢業的人，被國家賦予擔任公務員訓練中心主管的責任。
而在如何透過教育政策與經濟政策來解決接受高等教育反而失業率高，以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資報酬率變低等問題，李鐘和教授提到基本上需要經濟政策振興經濟，教育和經濟面臨很多挑戰，人口老化、製造業轉移到低薪國家、中國的貿易，所以要有全盤的規畫。以前製造業有很多工作機會，但現在是下降的，服務業工作比製造業更多，傳統服務業成長，但沒有先進的服務業來創造好的工作機會，美國有金融服務業，韓國沒有，是因為法規的關係，只有小型的。
所以要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牽涉國家經濟發展。
而韓國今年的失業率頗高，近四成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半年找不到工作，想要延畢，這與教育改革相關。這些畢業生可以快速找到工作但有些不能，改主修非常困難，有些大學有品質很差不易退場，很多大學無法訓練高素質的畢業生，要在政治方式大刀闊斧。這些問題很難解決，例如學生要主修什麼，很難改變，我們要從高層來決策改革。
主題: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的教育政策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18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根據報告指出台灣在國際競爭力排名是退步3名來到第17名，已被中國大陸、卡達等國家超越，而教育是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最重要的政策，而在10月6日「2018教育政策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下午的圓桌論壇「提升國家發展競爭力的教育政策」，邀請了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陳博志資政擔任主持人、而討論人分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著名教育經濟學學者Dr.Psacharopoulos、日本筑波大學大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金子元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高麗大學亞洲研究所與經濟學系教授李鐘和
教授、亞洲•矽谷、國家級投資公司臺衫總經理翁嘉盛、前臺南市市長、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及前教育部政務次長、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
首先，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根據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台灣在137個國家中名列第15名，以世界標準中台灣其實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國家。而一個國家中若擁有良好的教育體系，也能讓人才快速學習。而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說明，教育支出跟學校表現在中等教育層面的關係，沒有辦法只靠PISA數據就斷定結果，還要綜合其他研究，例如：教育的生產力研究。而且有時研究的面向，可能會同時牽涉硬體與軟體部分，屬於一種綜觀性的研究。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觀察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後，社會開始關心投資報酬率，他觀察教育之報酬率的結果，認為教育其實是非常好的長期投資，因為教育可以提供良好的投資報酬率，數據可13%、14%，其實比一般理財工具更加優良。
然而在教育分配問題中，能否上學、收入的分布等，常是在研究中被探討的指標，而對於提供教育經費者的身分、從教育中獲得好處的對象分析，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認為，基本上是社會大眾用稅務去支付教育支出，但是進到高等教育中的人物，卻往往都是在富有階層的學生，這是十分不公平的現象。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表示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以迦納為例，在1960年代初期，家長並不願意讓孩子去學校，因為學校教育讓孩子獲取知識之後，就會想要探索更多未知領域，而不僅是在農村裡發展。但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認為，走出家鄉，根不留在原地，人生就不會只有一種可能。
George Psacharopoulos教授說明，追蹤中等教育技職學校畢業之學生，沒有辦法擁有專業，但也無法進入學術領域；再來比較收入後發現，其實就跟就讀一般高中差不多，但是成本方面，其實是一般教育的兩倍，因此引起了爭議；學費方面，提高學費，勢必可以控制高等教育就讀比例，但是也可能造成社會或人民的負擔，於是，為了支付學費，除了就學貸款之外，美國也出現一種方式，是將自己未來一定比例的薪資當作償還金額。
接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副院長在圓桌論壇提到，因新加坡是重視實務的國家，也是開放的經濟體，新加坡需要外界的天然資源，所以新加坡懂人力資本對於新加坡國家的根本重要性，教育經費是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第二大預算，軍事支出也是新加坡第一大預算，因為新加坡需要避免當馬來西亞或者是鄰國出現危險領導者時，擁有足夠的軍事防衛能力，而目前新加坡教育政策是希望關注每個孩子的能力，是重視以潛力為導向的教育，因新加坡知道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在學業表現很好，但新加坡現今強調「價值觀」、「技能」與「軟實力」才能因應國際的挑戰，而在新加坡推動教育的老師，一定要確認教育政策是正確的，而價值觀，技能與軟實力是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重點，在新加坡我們重視老師的地位，給予不低的薪資與一定的社會地位。
另外，新加坡重視創新與創造力的教育，中國商業副部長近來和新加坡請教要如何開發中國年輕人的創新能力，因為在國家層級，中國在發展創新人才很有辦法，但在教育方面，中國教育有一些問題，這個問題是在考試主義下中國學生被壓迫的現象，過去新加坡也曾如此被考試主義所控制，但當新加坡去中國去宣傳創造力教育，得到許多中國老師的回饋，因為這些中國老師沒想到竟然可以把科學和數學教的有趣，讓中國老師回到教室能有對學生進行有趣的教學，而新加坡非常重視「終身學習」，目前在制度上，新加坡老師有一百小時的自我進修時間，這些新加坡老師可以選擇去醫院、機場、來做自我進修，而新加坡制度這樣設計是有其背後的原理，讓新加坡老師可以從不同產業來學習，這也和新加坡教育對學生的職業輔導有關連，因為當老師到過這些場域去進修，便能理解不同產業的生態，更能把對學生職業輔導做好，而進修費用全由新加坡政府來負擔，近來新加坡教育對於此教師進修制度做了修正，讓新加坡老師自主決定自己要加強什麼，很簡單的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獲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師改變，一旦老師改變，教育就會改變。
很多人都認為新加坡各項國際性排名都名列前茅，也有人問為何新加坡總是具有國際性競爭力，因為新加坡重視關聯性的終身學習，教育和工作間關聯的學習，面對國際評比的高排名，新加坡內部有進行內部檢討，因為新加坡明白國際排名是數字遊戲，而新加坡內部也有聲音，是不是一定要由外國來對新加坡大學教育來排名，這是新加坡在高等教育發展目前在思考的問題，因為新加坡教育的真正目標是讓每一個學生成為一個更全人的人才。
在會中，前教育部政務次長、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詢問新加坡在職業教育的教改成功經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Dr.Goh Chor Boon回應新加坡在技職教育上的改革成功，第一是新加坡花了四十年做職業教育的改革，第二是新加坡工藝教育學院（ITE）與理工學院的支援，在職業教育上遇到傳統文化上的阻隔，因在新加坡也有考試主義、學者症候群，新加坡人民也有刻板印象，認為念書做官比較好，從事藍領工作比較不好，但新加坡政府意識到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會帶給新加坡國家經濟發展的損傷，於是政府要改變人民對藍領工作的偏見，透過政策運用使藍領薪水提高，向新加坡人民推動藍領和白領工作同樣是值得尊敬的教育，在新加坡的職業教育也提供學生可以走進學術路線，新加坡認為ITE是可以學到技術，但也透過終身學習來進入學術路線，而新加坡政府透過教育改革來改變學生心態，也去改變家長的心態，因新加坡政府要告訴學生家長，技能很重要，近有訪談新加坡工程師的經驗，這工程師有被金融業看中要挖角，看中他的綜觀全局的分析能力而不是工程師的學歷，所以新加坡認為最重要的是技能，在新加坡不見得每個人要上大學，我們需要技能，不只是學術能力，新加坡職業教育成功的地方，新加坡願意在教育給予孩子夢想，所以職業教育可以獲得成功，這也是新加坡職業教育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而前臺南市市長、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提問：「根據台灣經濟成長狀態，從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五，在經濟數字上是逐漸下降，再來是大學生佔失業人口的比例卻從百分之八成長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成長，會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再來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不斷下滑，這是危險徵兆，也會引發台灣國家發展的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有怎樣的解決方案？
Dr.Goh Chor Boon回應，我不是經濟學家，但可以提供一些解決思考，新加坡大學生就業率高，是因為新加坡教育與經濟政策間是有關連性的，而新加坡國家發展是有計畫性的，新加坡未來會需要那些人才，學校需要培育多少名這領域的人才，接下來由國家來規劃再由教育部與大學做精確的討論，然後運用在教育政策與各科系招生名額，讓新加坡大學生和產業需求會產生連結。
臺杉公司總經理翁嘉盛在會中提問，應用何種教育政策來應對快速變遷的世界？
Motohisa Kaneko教授表示，東亞地區的共同問題包括競爭力衰退、學生數量減少、教師老化等，這也是過去未曾遇過的。對此，現有教育人才都應該重新賦予使命，表示現有大學要重新改變現有結構，每個老師都要重新思考、組織應如何做好工作、做研究，這不只是知識本身，還需要新的教學方式，包括互動的教學法，這與傳統是有所不同的。
而Motohisa Kaneko教授坦言，推動新的教學法需要豐富的學術知識與學養。在台灣、日本、韓國等國家，延續過去的教育體制已經蠻成功的，但是有點受困於過去的成功，我們必須省思哪些部分已經沒有用了，我們希望看到社會福祉、社會性幅度能夠提高，所以必須去思考應如何改變。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呂木琳接著提問，技職教育通常是台灣家長、學子的第二選擇，他們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因為失業率問題讓許多家長稍微改變想法，但很多家長仍然希望他們的子女走學術的路。Motohisa Kaneko教授也回應了此問題，對於日本的技職教育狀況，他表示，日本也有先進科技學院，這種模式非常成功，但他本身對這種制度抱持懷疑，因為學院學費很高。Motohisa Kaneko教授認為，未來所需的新技能是非常多元的，所以不能說特定領域需要的技能，應如何把可能需要的能力都交給學生，我們日本有科技學校，其中多數學生唸的都是跟醫療保健領域內容，但並非所有產業都能
靠技職教育，像是工程領域。
而Motohisa Kaneko教授指出，所以你希望學生在年紀很輕時就教導他們專精的知識，還是希望能先學習廣泛的學業，留到未來再學得更專精，這是有抉擇空間的。日本常有人提到技職教育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問他應培養何種能力時，這些人提到的答案都不同，尤其每個產業狀況都不同。因此Motohisa Kaneko教授認為，不能說一種方法就能適應所有產業。
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提問，為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失業率卻越來越高？高等教育收益越來越低，使高等教育投資意願下降，這非常危險，能否提供適合的解決方案？
Motohisa Kaneko教授表示，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高中畢業生
的就業狀況確實在惡化，這是因為製造業基本不再存在所造成。因此大家必須接受大學教育。而現在很多人進入高等教育，就得改變高等教育本質，不再只是學術教育，而要照顧職業教育。MotohisaKaneko認為，如果你希望有很好的高等教育，就必須要投資，就必須有一些門檻、成本，當然也需要以獎學金保持公平。
李鐘和教授也分享韓國教育的經驗，提及韓國想改善教育體
系，讓學生可以適應未來，但也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因沒辦法完全掌握未來的需求，但可以掌握趨勢，未來是當前的延伸。現在是延續第三波工業革命，而變得更加複雜，包括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人工智慧(AI)、資訊化等，我們要有人際的能力，是機器難以取代。教育要能幫助即將邁入職場工作的年輕人培養「未來的技能」，不單是技術能力，更需涵蓋認知與人際上的技巧(4Cs)，包括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創造力(Creativity)、協作能力(Collaboration)及溝通能力，擁有這些能力才可免於被人工智慧(AI)及機器取代，培養所有學生的認知與非認知能力。且要從小學就開始，最重要的是老師的品質。
如果花時間訓練老師，使用新科技，我們可以善用遠距教學，現在網路上什麼都找得到，免費的課程，我們更朝這方面發展，政府要提供資源，加強老師的素質或與先進國家老師合作。
而終身學習很重要，要建立這樣的體系，目前日、韓落後歐、美，沒有健全終身學習體系的提供，所以要設法提供終身學習的誘因，提升自己的技能，這要教育與業界有緊密的合作。可讓企業提供講師、課程等，如三星工程學院在三星企業旁邊，畢業即就業，三星也從外國吸引很多人才。此外，為了避免人才外流，也要設法從外國補進人才。企業可以提供獎學金，應用的研究。
至於政府的角色，我們通常強調教育部的角色，它主管高等教育，韓國近八成的高等教育都是私校，但政府對高等教育有很多規定，就很難鬆綁，若要高等教育市場更加自由，要提供誘因讓教育體系不斷改善。
這些問題基本上是長期規劃的問題，要從學校訓練無法被機器的人，產業與學界要更好地合作與協調。
在技職教育改革經驗上，李鐘和教授分享韓國技職教育的經驗，他表示事實上韓國與新加坡很類似，也不斷思考如何改善技職教育，社會也是重視學術能力，這是社會普遍現象，韓國學生一般也不太願意念技職學校。很多學生只是把技職教育當作跳板，因為只有不到1% 的人可以進前三名的大學，但制度設計技職學校畢業的人，也可以有機會進入前三名大學，進入技職學校並不表示放棄學術研究或放棄好的大學，尤其以理工與商管為主，先有業界經驗可以進入頂尖的大學。
另外社會需要典範，我們需要好的技職教育，現在年輕人對未來一片茫然，不保證成功，所以要有一些刻意的安排，要有典範，例如：
最近有三星電子主管退休投入政治成為議員，是技職體系畢業的人，被國家賦予擔任公務員訓練中心主管的責任。
而在如何透過教育政策與經濟政策來解決接受高等教育反而失業率高，以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資報酬率變低等問題，李鐘和教授提到基本上需要經濟政策振興經濟，教育和經濟面臨很多挑戰，人口老化、製造業轉移到低薪國家、中國的貿易，所以要有全盤的規畫。以前製造業有很多工作機會，但現在是下降的，服務業工作比製造業更多，傳統服務業成長，但沒有先進的服務業來創造好的工作機會，美國有金融服務業，韓國沒有，是因為法規的關係，只有小型的。
所以要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牽涉國家經濟發展。
而韓國今年的失業率頗高，近四成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半年找不到工作，想要延畢，這與教育改革相關。這些畢業生可以快速找到工作但有些不能，改主修非常困難，有些大學有品質很差不易退場，很多大學無法訓練高素質的畢業生，要在政治方式大刀闊斧。這些問題很難解決，例如學生要主修什麼，很難改變，我們要從高層來決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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