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高層鬥爭內幕
(本報特稿)台灣的報壇有三家以時報為名: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和台灣時報。這三家時報創辦人是余紀忠、林榮三和夏曉華(台大教授夏鑄九之父,電視名嘴鄭村棋岳父),這三家報紙都有非常多的故事,但是現在的新聞教授多不知道,學生自然也是鴨鴨無,只有靠我們這一代的新聞老兵廣泛蒐集採訪,希望為台灣新聞史留下一分見証。
最近號稱「華府五虎將」的駐美記者續伯雄前輩寫了一篇追思老長官歐陽醇的文章,他推崇歐陽醇教授當了56年的記者,對新聞工作與教導充滿熱情與樂觀,對國家政府與朋友學生滿懷愛心與期待,而自己卻時常陷入「矛盾與痛苦」之中,特別是在他第二度離開「中國時報」後的晚年期間,內心時常不能平靜。他因「中國時報」的老人為了鞏固既得利益包圍主事者(註:指余紀忠)排斥「外人」感到悲哀;他因文星雜誌主事者(註:指蕭孟能)只為報復而復刊的褊狹心態而生氣;他因自己教導的學生為了名利「欺師滅袓」(註:指顏文閂,因為積欠台灣日報記者、編輯等相關人員薪資,被員工向當時的勞委會主委李應元反映,該會轉報司法單位限制出境,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了)而痛苦,他因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感無奈,又因那些有用武之地的英雄不自振作而感惋惜。
在台灣,歐陽先生曾有三次可用武之地的機會,兩次是應聘主持「中國時報」編政,即1960~1961年(徵信新聞)的時期,為時僅一年,以及1974~1976年(中國時報)時期為時兩年,第三次即1986~1988年為(自由日報)主持編務,為時亦僅兩年。換言之,三次用武總共五年,而三次應聘接手之初,兩報主事者(指余紀忠、林榮三)均曾降階倒履相迎,對他的資歷、成就讚不絕口。且信誓旦旦委以全責,然為時多不過兩年,就鳥盡弓藏,反臉無情,總編輯的板凳尚未坐熱,何談用武兩字?
他曾感嘆的對續伯雄說:「我在中國時報前後七年(其中四年專任有職無權的副社長),唯一所做自認有價值的事,只有1975年底為報社招考了一批優秀的年輕人,可惜的是,報社主事者(指余紀忠)喜新厭舊,用人疑人的作風依然,當年為報社培育的這批人才,今天90%均已楚材晉用,不復在報社工作,辜負了我當初的苦心。」
在「時報」大部分時間內,歐陽先生竟是頂著「副社長」的虛銜以及尊崇的教授身分,為主事者交際應酬搞公關人際關係,去為主事者跑腿競選國民黨中全會的黨代表和中央委員,去為主事者解決因開罪一家雜誌引起的訴訟官司,去為主事者收拾人事鬥爭不息的「時報出版公司」及籌辦與「聯合報」抗衡的「時報週刊」,可是主事者最後還是聽信了別人藉一家雜誌(生活週刊)罵他而對歐陽先生挑撥中傷,不惜將他的競選功臣和公關推手辭退。
在「中國時報」的最後四年,歐陽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訴續伯雄:「我要忍耐。」他說:「我要儘可能與之(指主事者)拂逆,不可與之拂袖。」然則不幸,他終究還是忍不住與主事者拂袖了。
1974年他打算二度回到「時報」之前,續伯雄曾寫信勸阻他,非常擔心他受到二次傷害,但他心意堅定,一再來信告慰續伯雄,說他已不是14年前的歐陽醇,也深信主事者不再是14年前的同一人,自認絕不致再步馮志翔、張繼高、齊振一、邱楠、馬彬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時報」老人後塵。可是結果証明,他對主事者的期望過高,對面臨的工作環境太過樂觀,「時報」的主事者與編輯部,跟14年前毫無兩樣。所以他在來信中「大為不解」的跟我說:「回時報這幾年,未能跟編輯檯上任何人建立私人情誼,真想像不出自己竟是一個如此冷漠的人。」今天重讀他的這些來信,仍感鼻酸難已,對他兩度在「時報」的遭遇,欲哭無淚。
最近號稱「華府五虎將」的駐美記者續伯雄前輩寫了一篇追思老長官歐陽醇的文章,他推崇歐陽醇教授當了56年的記者,對新聞工作與教導充滿熱情與樂觀,對國家政府與朋友學生滿懷愛心與期待,而自己卻時常陷入「矛盾與痛苦」之中,特別是在他第二度離開「中國時報」後的晚年期間,內心時常不能平靜。他因「中國時報」的老人為了鞏固既得利益包圍主事者(註:指余紀忠)排斥「外人」感到悲哀;他因文星雜誌主事者(註:指蕭孟能)只為報復而復刊的褊狹心態而生氣;他因自己教導的學生為了名利「欺師滅袓」(註:指顏文閂,因為積欠台灣日報記者、編輯等相關人員薪資,被員工向當時的勞委會主委李應元反映,該會轉報司法單位限制出境,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他了)而痛苦,他因英雄無用武之地而感無奈,又因那些有用武之地的英雄不自振作而感惋惜。
在台灣,歐陽先生曾有三次可用武之地的機會,兩次是應聘主持「中國時報」編政,即1960~1961年(徵信新聞)的時期,為時僅一年,以及1974~1976年(中國時報)時期為時兩年,第三次即1986~1988年為(自由日報)主持編務,為時亦僅兩年。換言之,三次用武總共五年,而三次應聘接手之初,兩報主事者(指余紀忠、林榮三)均曾降階倒履相迎,對他的資歷、成就讚不絕口。且信誓旦旦委以全責,然為時多不過兩年,就鳥盡弓藏,反臉無情,總編輯的板凳尚未坐熱,何談用武兩字?
他曾感嘆的對續伯雄說:「我在中國時報前後七年(其中四年專任有職無權的副社長),唯一所做自認有價值的事,只有1975年底為報社招考了一批優秀的年輕人,可惜的是,報社主事者(指余紀忠)喜新厭舊,用人疑人的作風依然,當年為報社培育的這批人才,今天90%均已楚材晉用,不復在報社工作,辜負了我當初的苦心。」
在「時報」大部分時間內,歐陽先生竟是頂著「副社長」的虛銜以及尊崇的教授身分,為主事者交際應酬搞公關人際關係,去為主事者跑腿競選國民黨中全會的黨代表和中央委員,去為主事者解決因開罪一家雜誌引起的訴訟官司,去為主事者收拾人事鬥爭不息的「時報出版公司」及籌辦與「聯合報」抗衡的「時報週刊」,可是主事者最後還是聽信了別人藉一家雜誌(生活週刊)罵他而對歐陽先生挑撥中傷,不惜將他的競選功臣和公關推手辭退。
在「中國時報」的最後四年,歐陽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訴續伯雄:「我要忍耐。」他說:「我要儘可能與之(指主事者)拂逆,不可與之拂袖。」然則不幸,他終究還是忍不住與主事者拂袖了。
1974年他打算二度回到「時報」之前,續伯雄曾寫信勸阻他,非常擔心他受到二次傷害,但他心意堅定,一再來信告慰續伯雄,說他已不是14年前的歐陽醇,也深信主事者不再是14年前的同一人,自認絕不致再步馮志翔、張繼高、齊振一、邱楠、馬彬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時報」老人後塵。可是結果証明,他對主事者的期望過高,對面臨的工作環境太過樂觀,「時報」的主事者與編輯部,跟14年前毫無兩樣。所以他在來信中「大為不解」的跟我說:「回時報這幾年,未能跟編輯檯上任何人建立私人情誼,真想像不出自己竟是一個如此冷漠的人。」今天重讀他的這些來信,仍感鼻酸難已,對他兩度在「時報」的遭遇,欲哭無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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