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這麼「不專業」？---劉蕙苓

這個場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因為我這個在實務界得獎無數的新聞工作者，被批評為「不專業」！而當時我所執行的是國民黨的業配！

　　2004年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打亂了國民黨準備慶祝收復政權的歡欣鼓舞，驗票的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這裡摻雜著不甘願的情緒、法律的爭議，還有更多的政治算計，我所服務的中國電視公司此時就得負起「為黨為國」的重責大任，被國民黨要求去錄製多場的座談會，長官指示身為新聞企劃室主管的我，要把這些素材製作成三十分鐘的專題節目，還不忘叮嚀我：「黨沒有叫我們白做，他們是有付錢的，你要好好做（意思是為公司賺錢）！」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接到「賺錢」的任務了，多年來在這個公司我向來工作效率高，品質好，有很多「好差事」常常理所當然地落在我頭上，因為公司不賺錢所以大家都要「共體時艱」，尤其做主管的更是得「以身作則」。我們這群主管還曾被叫到大老闆辦公室裡「被曉以大義」，然後展開「認養業績」的工作分配，我記得當時我被指定要「認養」兩百萬，錯愕不已的我，幾乎不知該如何反應！在新聞界十多年，從不向受訪對象收取分文，連貴重的贈品都不願拿的我，這下要去跟對方「要錢」！？我如何說服自己？又如何說服我手下的記者們？

　　「為五斗米折腰」成了那幾年最好的心情寫照，必要時還得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讓自己能過得坦然而對工作還有憧景與理想。我總是這樣勉勵自己及我的同仁們：如果我們能在每年做點有理想性的報導，替社會做點事，就偶而低下頭來委屈自己「配合」政策，「配合」業主吧！用偶而的「低頭」來換取更大的企圖是我的策略，也因為如此，我在九二一地震後的五年，有機會帶著同仁到災區去做紀錄片，因為老闆相信我除了有理想之外，還有「賺錢」的能力！

　　但老闆們沒有想到的是，在「賺錢」的背後，我們要犧牲的是多少做為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自主！國民黨的業配最難做，因為它是中視的「大老闆」，任何一個黨務主管似乎都可以對中視的人呼來喚去，高聲斥責，並不忘說「我們可是有付錢給你們公司，你們不是白做喔」，當時，我們私下稱自己就像「奴才」！

　　當天我們依規定完成了驗票專題帶，到國民黨中央請「長官」審帶，這位長官前兩週還讚美我們的作品非常完整，只要求我們針對一些小的細節再修改；但兩週後的這個下午，我和同仁在文傳會辦公室苦等了近半小時候，這位長官匆匆趕來，沒等帶子看完劈頭就罵：「你們在做什麼專題？這根本不是我要的！」

　　同仁滿臉疑惑地準備要「發難」，被我即時阻止並耐心地解釋：「報告主委，上次您指示我們要修改的部份我已經按照您的意思改完了，是否能全部看完後再來討論….」我的話還沒說完，這位長官已經怒不可揭：「這種東西還有什麼好看的！你到底懂不懂啊！你怎麼這麼不專業！怎麼會派你來做，又把它做成這樣？…你們有沒有把我上次講的聽懂啊……回去重做…」

　　只見一旁的新接黨職的國民黨女性市議員非常著急地直向我使眼色，並急忙打圓場：「報告長官，劉主任是非常資深的新聞工作者…」話沒說完，這位長官就氣急敗壞地起身走人了！現場氣氛頓時彷彿停格般地尷尬，我沒再說話也沒有力氣再說話了！

　　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新聞工作十六年來，從來沒有人說我不專業，我這個號稱中視新聞部最會得獎的人，卻被這位「業主」這麼輕率地否定了我！

　　是的，我的確不是個「專業」的業配新聞工作者，似乎也不需要在這個部份加強自己的專業。我告訴自己該是離開的時候了，如果再不離開，我對電視新聞所有的熱情與理想，將會在往後的日子裡，一點一滴地被這些「用錢決定一切的生產機制」給消磨殆盡，那麼，以後我對曾經奉獻心力與理想的這個行業，將完全沒有值得回憶的價值了！這樣的我將情何以堪！

　就這樣我離開了電視新聞界／劉蕙苓（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所 助理教授）　

那天，我回公司遞了辭呈，義無返顧地放下曾經以為會奉獻一生的電視新聞界，回到學校重拾書本，企圖沈澱自己用未來的學術生涯為所有還在實務界努力掙扎的同業們，找出一條出路，尋回我們曾經共有的，珍視的新聞工作環境。

　　六年了，我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讓我離開的那個環境與機制只有愈來愈嚴重，大家愈來愈視為理所當然，但我想：我會記得自己曾經許下的心願，盡力去做，就算當個愚公也好！

作者曾任：

中視新聞部記者

中視新聞部採訪中心副主任

中視新聞部新聞企劃室主任兼新聞節目製作人

作者曾獲新聞獎項：

金鐘獎最佳採訪獎（含三度入圍）

四度獲曾虛白新聞獎

傑出新聞人員出國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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