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Me Too 勿輕縱 修法時刻不放過

 【數位網路報記者陳漢墀7/11台北報導】

在近期各行各業所進行的「Me too」運動中，司法院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法官涉及的性騷擾事件，尤具指標性意義。台灣人民都在看，負責實現公平正義的司法院，如何面對內部發生的性騷擾事件？

本次涉嫌性騷擾的行為人，竟是掌理全國公務員、法官紀律及懲處，最高層級的懲戒法院院長。司法院如無法妥善處理、檢討，不只嚴重打擊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也將使全國的性騷擾被害人，無法相信法院可以公正處理性平事件。

為改善司法院處理性騷事件的失當之處，並加強防止司法系統中的性騷行為，本會提出3點訴求如下：

一、司法院對李伯道涉性騷事件之處理失當，台北市政府有責任釐清其處置是否合法，以供公眾檢驗與法律遵循。
二、司法院應盡速、全面檢討司法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法規、機制及具體落實情形，並儘速公開向大眾說明，以昭公信。
三、立法院應於7月的臨時會一併修正《法官法》，加強對司法首長及法官的職務監督，預防性騷擾及其他不當行為。

 

壹、司法院對李伯道涉性騷事件之處理失當，台北市政府有責任釐清其處置是否合法，以供公眾檢驗與法律遵循：

針對6月20日媒體報導的李伯道涉性騷事件，司法院第一時間否認知悉，並公開傳達明知為不實的資訊。同日下午，被害人發文證實報導內容，並說明因擔心消息走漏而遭李伯道報復，故要求司法院不要啟動「性騷擾申評會」。6月26日，司法院說明，先前的否認知悉、未開啟調查，皆是出於被害人的要求；但新聞稿中承認司法院院長、司法院秘書長，皆是在知情涉嫌性騷擾情勢的情況下，令李伯道退休，並認為此舉便是雇主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所採取的「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

對此，本會認為司法院的聲明，恐將嚴重誤導社會上對於「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的理解。

在保護性騷擾被害人的同時，《性別工作平等法》也要求雇主應防治性騷擾發生，並應積極形塑非敵意的工作環境。在司法院訂定的《司法院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第4點及《司法院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第5點中，也規定司法院知悉有性騷擾情形，即應通報申評會；在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時，應同時注意保護被害人及懲處行為人。這不只是為了保障被害人的安全，也是要防止職場中其他的潛在被害。

司法實務上，法院有將「是否啟動所設置之處理機制進行調查」，納為判斷「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的標準1。而司法院所設置的申評會機制，於本事件中並未啟動。我們認為，縱考量司法院存在有「尊重被害人意願」及「通報並開啟申評會程序」的義務衝突，本事件的處理仍有不少令人存疑及處置失當之處，難為全國各級公務機關、民間企業的表率：

一、司法院作為主持公平正義的憲法機關，為何其組織的申評會仍使被害人無法信任？司法院是否有採取措施，讓本事件被害人乃至於未來的申訴人，能夠信任申訴機制？

二、本事件經媒體報導指出被害人及加害人後，司法院第一時間仍以保護被害人為由，公開傳達不實資訊。此一舉措，是否能發揮保護被害人的效果？或只是白白葬送了司法院的公信力？

三、縱被害人第一時間因恐懼遭報復而不願申訴，但李伯道退休後的5月8日至6月20日間，司法院卻仍無作為。反之，若非經媒體曝光，國人乃至於總統也完全無從知悉此事件；司法院院長、秘書長也未調查是否存在其他被害人或進行職務監督。必須釐清的是，司法院在李伯道退休後，是否有立即通報申評會並啟動相關機制，以免輕縱？在李伯道離開被害人的工作環境後，司法院是否有再努力取得被害人理解，以啟動申評會？或司法院認為，只要被害人未主動申訴，司法院就不應對李伯道採取任何調查與究責行動？

四、甚至，在6月1日懲戒法院院長交接典禮上，司法院院長在明知李伯道係因性騷擾事件而提早退休時，仍公開感謝、宣揚其對司法的貢獻。在被害人及國人眼中，這又傳達了怎樣的性平價值？

五、又倘若讓李伯道「合法退休」為當下「唯一」的「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則司法院又如何對大眾說明：倘事件中的加害人非屆齡退休，司法首長會不會束手無策、完全無法拿出辦法積極保護被害人並究責加害人？

上述問題不僅對於本事件的釐清有重要意義，更影響了台灣職場環境的性平事件處理。若司法院「命加害人退休」的處理方式沒被檢討，此一做法恐成為全國公務機關、民間企業處理相關事件的「參考範例」，而造成深遠的不利影響。
我們呼籲，監察院目前進行中的調查，有必要釐清前述疑點。又為澄清何謂「立即有效之糾正補救及措施」，性平事件的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亦有責任釐清司法院作為李伯道的雇主，在本事件的處理上是否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的要求，以利公眾的檢視及遵循。

1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594號行政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48號行政判決參照。另以勞動部勞動法訴字第1100025580號訴願決定書為例，該案的醫院經申訴人（護理師）申訴遭病患性騷擾後，雖有召開調解會議，並於接獲申訴後第7日將該病患轉院；但仍因其處理程序與規定不符、未將決議書面通知申訴人，而經訴願會認該醫院因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2項而受裁罰之處分，並無不妥。

貳、司法院應盡速、全面檢討司法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法規、機制及具體落實情形，並儘速公開向大眾說明，以昭公信：

進一步而言，司法系統內部有極大的權力不對等，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不管是2018年陳鴻斌法官性騷擾法官助理案、2019年吳振富法官性騷擾法官助理案，在此權力關係下受騷擾的被害者，都是承受極大的痛苦與心神後，案件才浮出檯面、讓加害人受到應有的究責。

然而，如未根本性、系統性地改善友善職場環境，並完善究責機制，恐怕無法避免案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於司法系統中發生。在社會風起雲湧關心性騷擾事件的此刻，不僅有懲戒法院傳出案件，士林地院、台南地院亦有之。司法系統連內部都無法以身作則，如何讓人信任具有保護脆弱處境被害人的功能？

對此，本會亦呼籲司法院應開啟全面性、系統性地盤點司法院性騷擾及性平機制的落實情況，並儘速向大眾公開說明：未來司法院在知悉性騷擾事件後，標準作業流程為何？具體補救措施為何？對加害人的行政調查程序及懲處標準為何？以防止類似案件重複發生！

 

參、立法院應於7月的臨時會一併修正《法官法》，加強對司法首長及法官的職務監督，預防性騷擾及其他不當行為：

針對司法首長濫用其職場權力與資源優勢而有性騷擾行為，除事後究責的性平及懲戒機制外，《法官法》目前對於司法首長應具備的素養、遴任程序、考核與解任，規範密度實屬過低。

本會在2020年爆發石木欽重大風紀案件後，便提出《法官法》職務監督修法草案（如附件），明定擔任院長、檢察長應具備、足堪全體法官、檢察官表率的標準；且增訂院長、檢察長「不適任」時，司法院及法務部得加以撤換的規定，尤其列舉「不適任」的標準包含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等不適任院長的情事。鑒於石木欽、李伯道等事件的慘痛經歷，司法院應正視此一問題。

同時，除加強對司法首長的監督外，上述草案也強化作為表率的司法首長，應盡監督所屬法官、檢察官不當行為的責任。從近期士林地院審判長涉性騷事件，到今年年初台南地院的霸凌騷擾事件，都可看出加強司法首長職務監督責任的必要性。遺憾的是，上述修法建議皆未獲司法院採納。

從上述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司法系統中的性騷擾問題，已不能被視作單一個案。司法院應引以為戒，立即從制度面著手改革。為加強司法內部的自律，並預防重大司法風紀、性平事件的發生，本會呼籲立法院於7月臨時會修正「性平三法」時，應同時修正《法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