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支持社大，實為挹注高教！終身司以高教思維侵蝕社大主體！

      【數位網路報記者11/13陳漢墀台北報導】

全促會訴求：立即凍結草率政策！社大創新發展應回歸社大本位！

                                     圖:社大全促會理事長鄭秀娟發言

社區大學即將邁入三十週年，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卻在未與社大充分討論的情況下，逕自推出「補助大專校院與社區大學合作實驗性課程計畫」，以支持社大創新發展為名，將大專校院設為申請單位，並預設以大學為中心的合作模式。全促會10月29日發布反對聲明，各地社大亦自主發起拒絕申請連署，截至11月10日，已有52所社大主管參與，涵蓋全國近六成的社大。

教育部11月9日發函補充計畫規定，允許社大與大學共同具名，並將行政運作與課程運作經費分別核定，社大獲核經費可由教育部受託大學直接撥付。全促會肯定教育部開始回應社大對經費配置的疑慮，但大學仍是唯一正式申請單位，社大僅能編列課程業務費，仍未改變以高教為中心的政策架構。

全促會昨（12）日邀集各地社大代表及支持社大的大學學者召開記者會，公開檢視終身司近年社大政策的推動方向、成效與資源配置，並要求終身司立即暫停11月13日即將截止的徵件及後續審查，將計畫退回重議，與社大進行實質政策協商。

一、社大發展計畫本末倒置，輕忽社大專業、預設大學引領。

此次計畫以「促進新世代社區大學發展」為目標，卻仍由大專校院提出申請。教育部所稱「共同具名」，是由申請大學於函報公文中列出合作社大全名；即使雙方共同填寫計畫書，申請單位仍是大學，社大沒有自行提案的資格；計畫更預設由大學「協助社大辦理講師培訓、工作人員增能及社區活動」，並將銜接大學學分視為促進社大發展的途徑。

身兼大學及社大辦學角色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黃世輝教授、國立台東大學熊同鑫教授及國立清華大學焦傳金教授皆指出，社大近三十年來的課程發展、師資培力與社區工作專業，是奠基於長期現場實踐、共學與集體反思，不是仰賴大學單向提供理論與資源才能形成。社大與大學可以互相學習，但不應由主管機關預設專業提供者與接受者。

熊同鑫表示，台東大學自2014年起承接社區大學計畫。初期團隊在這幾年執行後了解到，大學與社區大學的教育，本質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樣，包括教育目標、學員來源、講師培訓與工作人員的態度等。他指出，過去大學教師到社大開課的成功案例不多，多半需要社大工作人員陪伴，協助教師釐清課程目標與內容。熊同鑫也指出，社大的課程審查流程相當嚴格，若要由大學端把課程送進社大審查，社大在人力與經費都不足的情況下還得協助大學送件，他認為這樣的安排「非常的不合理」。他進一步表，此計畫在空間等問題上的效益並不明確，整體而言，他認為計畫幾乎無法改善社大所面臨的困境，因此呼籲教育部「重新正視計畫」，而不是以短暫的實驗來推動。

同時身為雲林山線社區大學校長與雲林科技大學教授黃世輝表示，台灣的社區大學大部分由非營利組織辦理，小部分由大學辦理，這種模式按照全世界各地的城市來看「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他認為，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看，讓非營利組織逐步茁壯，對台灣社會是很有力的事情。社大的發展代表一種社會力量的活化，而非營利組織的茁壯就是台灣的幸福。基於此，他希望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的相關政策，至少要達到讓各區社區大學、尤其是由非營利組織經營的社大更加壯大，並檢討政策是否真正有助於非營利組織經營社大。他也強調，社區大學本身「有很好的自我改善的能力」，社大的自我改善與未來進步，也應該有社大的參與，而不是把社大當作被改善的對象。

對於第一線工作者而言，像是新化社區大學主任秘書、連署共同發起人陳盈君則強調，社大走過近三十年，已具備獨立發展論述與自主行動的能力。過去，地方社大逐漸累積自己的辦學經驗，證明社大從來不只是讓民眾學習才藝的地方，還希望讓地方人民理解地方的改變，但這些都需要社大工作者的長期陪伴與實踐。然而，目前的計畫卻只讓大學可以申請計畫，這就像剝奪社大的主體性，因此我們要說，我們不需要教育部替社大尋找「監護人」。社大每年投入大量心力推動課程與公共實踐，經過評鑑與審查，卻未必能獲得200萬元的補助；如今終身司卻以支持社大發展為名，另設由大學申請、每案高達200萬元的補助計畫。各地社大

因此自主發起連署，呼籲社大夥伴婉拒參與計畫，也請認同社大理念的高教工作者向校方表達婉拒提案的立場，透過集體行動表達對政策設計的反對。

 

二、社大困境未解、新政成效備受質疑！終身司應檢討資源配置、正視社大發展需求！

教育部最新提供的經費表明確區分：大學端的「行政運作」可編列人事費、業務費與設備及投資；社大端的「課程運作」則只有業務費。雖然社大可以直接收到核定的課程經費，但補助仍限於開課及活動執行，沒有相應支持社大專職人力與組織經營的安排，也未保障社大可獲得的經費比例。

基隆社區大學校長、全促會前理事長蔡素貞指出：社大長期面臨辦學空間不穩定、專職人力不足、組織經營與課程研發資源有限等結構性困境，終身司未提出積極有效的制度支持，反而接連推出「第三人生大學」、「30+大學」及「終身學習券」等效益有待檢驗的新政策。其中第三人生大學僅試辦一年便調整為30+大學；終身學習券第二年加碼發放，整體使用率卻從29.5%降至20.9%，終身司甚至研議將參與計畫列入社大獎補助指標，變相要求社大配合推動。

此外，終身司近年也透過獎勵金額的重新分配，使既有社大獎勵制度逐漸扁平化，恐削弱該制度原有獎勵優良辦學、引導社大創新與深化的功能。以上皆令人質疑，終身司為何有能力不斷推出新計畫，卻無法拿出同等的政策決心，優先解決社大的結構性困境？

全促會前理事長謝國清則從經費配置提出質疑，批評終身司逐年刪減社大預算，並「劫貧濟富」運用終身學習預算挹注高教。他表示，社大已累積約兩年的不滿，因此這次不想再與教育部溝通。他指出，終身教育預算在114年與115年連續被削減，社區大學的預算也隨之減少，他認為這種刪除「這叫不符比例的刪除」。更讓他不滿的，社大經費被挪去支應大學端的實驗性計畫，等於把社區大學的資源導向高等教育。他質疑這樣的安排，認為窮人的錢去補貼富人，「一點道理都沒有」。

終身司早在去年底便以《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的預算編列限制為由，表示將另行規劃創新計畫，透過跨域合作等方式讓發展資源回到社大。當時社大代表即提出申請資格及經費能否回應社大需求等疑問，卻未獲實質回應，終身司僅在一年後直接公告申請資格與計畫規格明顯向大學傾斜的新計畫。全促會認為，財政與行政程序的限制，不應成為主管機缺乏積極政策作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