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帶輔大校園媒體記者進新聞局,專訪剛當局長不久的校友姚文智。當時是中午,姚文智剛開完會,招待我們在局長室吃便當,邊吃邊聊。學生記者問他大學生活、政治生涯和改革計畫,他有問必答,坦率幽默,不時逗得學生發笑。當學生問他:「對學弟妹有何期許」,他更是俏皮地答道:「我期許你們要獨立思考,不要期待別人的期許」。
我在旁作陪,聽他們對話,思緒常跟著飄回大學時代,重新看到那個愛打籃球、愛交朋友、愛上街頭、愛談文化的老同學姚文智。
姚文智,原本唸東吳企管系,當過籃球校隊,在我大二時轉學進輔大大傳系新聞組(現在的新聞傳播系),成為我的同學。他個性爽朗、瀟灑浪漫,很快就和同學打成一片。我會和他變熟,則是因為政治。
當時是一九八五年,黨外組黨浪潮風起雲湧、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他和我因為較早接觸黨外雜誌,不能忍受媒體的新聞封鎖和學校的黨化教育,因此常交流禁書,相約去聽黨外演講、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比我積極、勇敢,幾乎無役不與,有一年五一九遊行,還被鎮暴警察圍困在國父紀念館整整一天,嚐過被噴水柱的滋味。
當時,我們不再相信從小讀到大的歷史教科書,急切著想要重建一套歷史知識和政治觀點。我們讀禁書、聽演講,也找老師討論。大三時,台灣第一位留德傳播博士翁秀琪老師擔任我們導師,她治學嚴謹、思想開放,姚文智和我最愛纏著她問東問西,有時,翁老師急著回家接小孩,就叫我們上她的車,一路從輔大聊到天母。
大四,學運蜂起,姚文智不是核心份子,但參與地下刊物的創辦。輔大早在我大一時就發生校刊《輔大新聞》遭查封事件,輔新成員隨即轉入地下,出版《改造》抗爭,成為台灣八○年代最早的學生地下刊物;大四,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相繼出現,輔大學運青年再度集結,籌辦《野聲》。這份《野聲》的打字印刷工作,就由姚文智洽請親戚幫忙。我還記得,某個下午,參與籌辦《野聲》的學弟找我們到文友樓中庭樓梯上,一邊低聲討論此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人偷聽。
大學畢業後,我進《自由時報》當編輯,他先在《太平洋日報》當社會新聞記者,一年後考進政大政治研究所,並轉到《自由時報》當體育記者,成了我的同事。後來,他為了兼顧學業,轉任地方中心核稿,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一九九一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因為報導新聞得罪老闆的朋友,慘遭開除,民生報記者江澤予參與跨報社連署聲援徐瑞希行動,也遭開除,姚文智不僅聲援他們,還出錢出力幫他們打官司、討公道。
一九九五年前後,姚文智拿到碩士學位,隨即離開報社,轉任謝長廷助理,開始政治生涯。當時,他拿的薪水只有報社一半,工作量卻倍增,從草擬質詢稿到寫輓聯、提皮箱都得一手包辦,但他甘之如飴。
他當助理時,謝長廷剛退出台北市長選舉不久,之後,謝長廷與彭明敏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失利、辭去立法委員,又遭遇宋七力事件重擊,政治生命盪到谷底。很多朋友勸姚文智另投明主,或重回新聞界,但他堅持留在謝長廷身邊,不棄不離。還隨著謝長廷遠赴高雄,打一場沒有幾個人看好的市長選戰。直到一九九七年,謝長廷空手勸降陳進興成功,政治行情止跌回升,隔年又驚險當選高雄市長,姚文智才算熬出了頭。
姚文智先當新聞處長、後任副秘書長,主辦高雄燈會、籌備文化局,還兼愛河整治和景觀改造小組召集人,成為打造高雄經驗的靈魂人物。這段時期,每回同學聚會,他總愛談燈會如何喚起高雄人的光榮感、光雕如何營造高雄的城市美學。去年,他辭去公職,原本打算出國唸博士,後來留在台灣,出任台視董事、台視文化公司總經理、原住民電視台創台台長,忙得不亦樂乎,直到今年,謝長廷組閣,他重返謝團隊,接下新聞局長重任。
姚文智出任新聞局長,年僅三十九歲,媒體驚訝他的年輕、卻常忽略他的歷練。回顧歷任新聞局長,沒有人像姚文智這樣,從基層的記者、核稿當到媒體的董事、總經理、台長,從地方的新聞處長升任中央的新聞局長。完整的新聞實務和行政資歷,讓他足以勝任這項要職。但更可貴的是,在現實政治打滾這麼久,他還沒忘記學生時代的理想,還是不改浪漫、還是充滿使命感。
我最感動的,是他籌辦文化雜誌的精神。去年八月,他無職在身,有一天來找我,說想出版一本文化性雜誌,我直覺以為是要恢復謝長廷早年辦的《台灣新文化》,沒想到他說這雜誌與政治無關,而是希望呈現都會人的知性品味和感性娛樂,提供最完整的文化活動情報、最精彩的藝文影視評介、最貼身的都會生活報導。我直說這種雜誌賺不了錢,連生存都有問題,但他堅信台灣——至少台北——需要這樣的雜誌、也養得起這樣的雜誌。我們爭論著,我忽然覺得有點錯亂,怎麼一個浸淫官場的人在談理想、在大學教書的人反倒在談現實。
幾個月過去,我以為他已經放棄。沒想到去年十二月,他告訴我,這個雜誌確定要辦,而且財力無虞,因為他接任台視文化總經理,短短一兩個月讓公司業績成長三倍,他打算用賺的錢來支持文化雜誌,即使一年賠個幾百萬也挺得住。他說做就做,馬上招募人才、規劃內容、租辦公室,三月七日我去找他,雜誌試刊號已經就緒。三月八日,謝長廷宣布任命他擔任新聞局長,當晚我們和幾個老同學餐敘,他還強調要設法讓這個雜誌辦下去。
他看事情,喜歡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他上任前,我奉媒體改造學社之命,與他討論廣電媒體公共化問題,他明言支持建立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但覺得媒改社訴求「台視華視公共化」層次太低了,應該說明公共化的目的為何;在他看來,建立公共廣電集團的目的在於確保文化主體性,希望做出能夠反映在地特色和文化傳統,而且叫好叫座的新聞和節目,扭轉好萊塢和日劇韓劇氾濫的現象。他反覆強調:「我是個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人」,正是這份使命感,讓他支持公共化,也讓他宣示一年要拍百部國片,既要捍衛文化主體性,又要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對於新聞亂象,姚文智也不願坐視。當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新聞,跑馬燈二十四小時在跑,連觀落陰都當成獨家時,他宴請媒體主管,拜託大家參照WHO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不報導自殺細節、勿將自殺英雄化、避免簡化自殺因素;黑道仲裁者蚊哥昨天出殯,姚文智擔心媒體將黑道英雄化、對青少年及社會風氣產生負面影響,早在上週五就發函呼籲媒體自律。但這些勸說、呼籲,宛如對牛彈琴,媒體依然故我。姚文智不死心,成立一個專案,想要扭轉收視率掛帥的亂象,他說能否成功還不知道,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他也知道改革媒體不能靠官方,更要靠社會力量。專訪那天,他忍不住質問學生記者,既然不滿媒體,「為什麼不跳出來抗議」,「就算到新聞局來抗議都沒有關係」,他覺得需要有更多人發出怒吼,改革媒體的力量才能壯大。 作為新聞局長,姚文智難免捲入政治風暴,我覺得他到目前為止處理得相當得體,奈何經常遭到扭曲。以最近的成龍事件為例,成龍在國際場合批評台灣民主,宣稱四年內不來台灣,姚文智作為國家發言人,自然必須有所回應,他指責成龍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但強調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成龍來不來是他個人自由,我們不會在意。這個回應,既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尊重成龍的自由。沒想到中國時報竟發表社論「振興台灣電影比罵成龍重要多了!」,一面放大成龍,說他舉足輕重,我們應該拉攏他,一面縮小成龍,說他的話傷不了台灣,我們不該反駁;聯合報還刊出讀者投書,指摘姚文智把成龍「打入黑名單」、「這與威權時代有何差別」,真是莫名其妙。
我比較失望的,是他沒有斷然取消置入性新聞陋規。當五二○前後,我看到中國時報登出「政策觀察站系列」、自由時報連載「綠色執政、台灣心情系列報導」、台灣日報推出「活力台灣、邁步向前系列報導」,心想這種置入性新聞實在不是記者出身的姚文智所該做的。我猜上任未久的他,是在執行原有計畫,也未必有權取消計畫,但無論如何,他是局長,就有義務改革這種陋習。所幸,他在二十五日宣示將調整置入性行銷作法,讓我覺得還值得期待。
姚文智是個真實的人,他不會擺架子,也不會塑造虛假的形象。他累了就打哈欠、有不滿就說出來,從不掩飾,甚至自曝內幕,說自己在開會時打瞌睡。
姚文智更是個溫暖的人。他對朋友總是推心置腹,總是願意分享所有,總是把朋友看得比自己重要。有回我到政大考試,他把宿舍讓給我住。今年三月七日,我到台視文化找他聊了一下午,臨別,他說隔天沒事,就拿起電話,約了幾個老同學晚餐;沒想到隔天早上,謝長廷在答覆立委質詢時宣布任命他當新聞局長,當晚,同學們都以為姚文智沒空來了,沒想到他不但出席,還跟我們聊到十二點,散會時,他才透露隔天早上九點有個記者會,他要和新聞界進行第一次對話,得回家熬夜準備。
上週五的訪問也是,我看局長桌上公文層層疊疊超過一公尺,問他有多少時間受訪,他說一小時吧,結果一聊將近兩小時,聊完,看他回去和那堆公文奮戰,我有點抱歉、有點不捨,還有更多的感動。
這就是我的同學姚文智,一個浪漫、率真、有情有義、有理想又有行動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