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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倒下 ， 槍聲仍在 （本報訊）格達費政權垮台 ，臨時政府大規模肅清、武裝部隊砲火不斷， 西方勢力覬覦石油資源前來干涉、國內部落相互衝突 …… 利比亞人民 仍 持續在槍林彈雨下惶惑不安。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於今（ 18） 日邀請到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 究員嚴震生主講 「為什麼強人垮了，我們更覺不安？」，由 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陳一姍主持 。 外交部前駐非大使龔政定 、 政大國 關中心陳至潔教授 、 北一女中十多位師生以及近 300 位民眾一同參 與，討論熱烈 。 沙龍搭配紀錄片【格達費：殘局 (Gaddafi ： The Endgame) 】，採訪利比亞反叛軍高層， 揭露格達費政權垮台前內部的破綻， 以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嚴震生分析，格達費掌權四十年之久， 以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家自居， 2003 年與西方國家取得和解， 讓利比亞從受到制裁的「放逐國家」重返國際社會， 卻也沖淡了過去強烈的民族主義，使格達費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挑戰。 茉莉花革命延燒至利比亞，由於權力腐化又疏於防備， 格達費錯估國內局勢，終致垮台。 嚴震生認為利比亞現在正飽受 「後衝突的社會」之苦， 強人政府垮台後的內亂，造成利比亞人民生命和財產嚴重損失。 他表示 利比亞首要之務便是將士兵解除武裝 ， 回歸爭戰前的平常生活 。再來是 政府必須重建秩序，有組織 、 有系統的建立新制度 。 否則國 家依舊動盪不安 ， 人民無所依從 。 主持人陳一姍詢問關於革命後利比亞的未來會如何發展 ？ 嚴震生推測 ， 應是類似於伊拉克的國家型態 ：檯面上 有一個名義上的政府 ， 背後 卻是外來勢力角力 。 利比亞石油資源一直是西方國家覬覦的對象 ， 許多援助利比亞戰後重新建設的外國商人試圖和政府斡旋石油利益。 利比亞革命在國際上被定調為人民對民主普世價值的追求， 但有清大同學質疑，現今所謂的民主普世價值是西方式的民主， 並非真正的普世價值，是否有其他的民主典型可以與之抗衡？ 嚴震生回應，總統制或內閣制的民主確實是美式民主產物， 但有些基本元素，如透明、公開、自由的選舉， 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嚴震生也提到， 利比亞和周邊部落國家領袖有定期會面商討國是的傳統， 某種程度也有議事政治傳統。 北一女中的學生提問，為何利比亞人民會如此渴求民主...

(本報特稿)「許多我們熟悉的藝術、文化、環保運動在六0年代就已播種，現在仍持續在消化。」文化評論人南方朔強調，這四十年來還在消化六0年代留下的價值與精神，而此時正是關鍵的時刻。 龍應台文基金會「思沙龍」昨〈21日〉邀請文化評論人南方朔主講「『六0年代』的『破』與『立』」，由文化評論人張鐵志主持。現場250位聽眾到場聆聽，外交部無任所大使陸以正、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陳冠甫、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賀陳旦、台灣松下電器公司董事長洪敏弘、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竹圍工作室負責人蕭麗虹、IC之音副台長田麗雲也蒞臨參與，現場討論熱烈。 南方朔談到，戰後的五０年代是沉默的時代，個人只想默默賺錢，把所有事務當成私人事務，今天所熟悉的議題包括人權、環保、女權、黑人人權…，在當時幾乎不存在。六0年代體制反轉，人們開始意識生活中點點滴滴的不合理，他們的「腦袋」被點亮，他們發現，原來被歸類於個人事務者，其實都跟政治有關，都是公眾的事，要改變個人命運要先改變體制。 六０年代人文薈萃，是帶動時代改變的關鍵，時代的先驅們提出具有未來性的主張，影響全世界，例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切格瓦拉等等。六０年代的年輕人開始轉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關心人類，反核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同志運動…都開始成為關注的議題，他們開始想替人類找到一個新的未來、新的向度，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南方朔分析，六０年代的年輕人奠定了「和平」的價值，使其成為一個新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對「東方價值」的追求，透過禪修等等，探索另一種心靈平和的價值。六０年代的學生「能打、能跑、能逃」的街頭游擊運動模式，至今仍然延續發生在群眾運動中。南方朔說，六０年代的有話直說，讓群眾運動透明化，創造了新的社會運動型態，當社運可以公開化、合理化，就表示一個自由的時代來臨了。 不過，六０年代的大破與大立，也出現了副作用。南方朔說，六０年代開啟了媒體時代，聰明的政黨與政治領袖學會了運用媒體，作秀文化與欺騙文化也就成為社會主流。 有學生問六0年代的示威抗議與法治、自由、民主之間，應如何平衡？南方朔表示，法治、自由、民主不能高於人民的權利，六0年代西方學生發現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壓迫的忍耐」，很多社會問題肇因並非個人，而是「社會控制的技術」，例如貧窮問題不能簡化歸咎個人不夠努力，應該去檢查是否因為社會機制迫使他無法翻身。 有...

前東德人權鬥士約恩‧莫特斯 「兩德統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下去」 （本報特稿）「在把過去的創傷處理後的基礎上，民主才能建立；否則，民主制度尚只是一個形式上，一個真正的民主需要一個健康的根。」德國神學家、前東德人權鬥士及環保人士約恩‧莫特斯強調，兩德統一不是在圍牆倒塌時就完成了，而是還在進行中。 龍應台文基金會「思沙龍」今〈23日〉邀請德國神學家、前東德人權鬥士及環保人士約恩‧莫特斯Jorn Mothes主講「柏林圍牆＿另一邊的聲音」，由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顧忠華主持。現場近300位聽眾到場聆聽，討論熱烈。 莫特斯直言「兩德統一不是在圍牆倒塌時就完成了」，當時分裂很多家庭，被害者的恐懼停滯，很多傷痕繼續存在，不正義的經驗導致他們沒辦法討論，傷害無法被撫平。在家庭中，子女找不到適合的語言去和父母對談；在社會上，個人與政府都迴避過去的記憶。 統一過程太快，來不及去討論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新萌芽的政治好在哪裡？為什麼民主比較寶貴？莫特斯說，經濟層面超越內心重建的工作，恐怖的後遺症正在逐漸浮現。 約恩‧莫特斯進一步提到，老一輩德東人對政黨的不信任，反倒迫使年輕一代，選擇加入極端政黨，例如新納粹，就是後遺症之一。兩德之間基本的價值的差異也欠缺討論，對民主、自由、人權的認識還有一段距離。 輔大歷史研究所學生好奇在德國有多少非營利組織從事政治事件的紀錄保存？成效如何？莫特斯略帶感傷的說「我的回應可能並不正面。」他表示，目前在德國約有十個民間組織（含政治受害者組成者），但大部分的組織之間水火不容，除了因為坐牢改變了他們的性格，爭論誰是最重要的英雄也造成彼此間的嫌隙。 被害者組成的民間組織之間爭論不休，加害者反能從中得利。東德秘密警察就組成一個以軍事管理的民間組織，他們針對一項「因為從事不法行為而被刪減退休金」的協議提起訴訟，因為有系統的緊密結合，贏得訴訟，獲得高額退休金。 莫特斯說，另外有一些非營利組織則是由被害者第二代所組成，主要從事與人權有關的工作；也有些飯店、療養院為了取回財產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但在目標達成後就解散了。莫特斯認為德東的民間力量還沒有發揮，未來應該透過國際合作，讓民間力量更為堅強。 一位西德年輕人表示，東西德合併時，曾有另一種聲音是東德獨立，或者兩德合併採取新的立憲動作，但最後卻是德東直接納入基本法合併，他認為兩德合併看似必然，但是否還有其他選項？ 莫斯特回應...

艾曉明用紀錄片推動社會運動 強調公民力量是社會的重要基礎 （本報訊）中國是否仍是鐵板一塊？應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演講的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從長期追蹤中國大陸弱勢者的經驗表示，相信只要能夠透過人權教育改變觀念，朝向法制化的社會前進，任何維權運動所產生的微小影響，都能夠慢慢的打下公民社會的基礎。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推出「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經由紀錄片的鏡頭以及導演本人的現身說法，探索「大國崛起」的風起雲湧下，正在啟動的公民意識。首場由被稱為「用紀錄片進行社會運動」的導演艾曉明主講「不再沉默的女人」，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主持，深度探討「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之一」的「黃靜案」所帶動的一連串維權行動，現場吸引了近三百位民眾參與，並有包括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謝小韞、聯合晚報發行人黃年、城邦媒體控股集團營運長楊仁烽、台大新聞所所長張錦華等學者專家出席聆聽，並引發熱烈的討論。 2003年案「孫志剛案」發生後，引發一連串維權行動，被稱為「中國維權元年」。其後的「黃靜案」也成為中國大陸重大的維權案件。導演艾曉明表示，「孫志剛案」改變了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黃靜案」也讓私人委託鑑定取得司法審判的地位，讓被害者得以獲得更深一層的保護，但是「黃靜案」的過程卻較「孫志剛案」走得更為艱辛，艾曉明說「死了一個男人之後，和死了一個女人之後的差距，顯現出中國大陸在性別議題上面還處於落後的狀態。」 艾曉明認為「黃靜案」最大的社會意義在於兩個方面，其一為「約會暴力」的詞彙進入公共討論的空間；其二為司法鑑定制度得以改革。對在婦女權益已有保障的台灣來說，或許不足為奇，但在中國大陸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對中國司法體制以及維權運動人士的人身保護提出質疑，艾曉明認為中國的司法與管制確實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是她樂觀的表示，相較於５０及６０年代反右與文革時期，已有極大進步，憲法中也明文規定保障人權，只是改變「觀念」並非一蹴可幾，需要透過人權教育落實到每個人心中，讓「法」不再只是文字，人民懂得「呈現問題，動員思考」，當思考開始，就表示公民社會也開始形成。 台灣大學新聞所張錦華教授進一步詢問中國司法體系無法改革的原因。艾曉明指出，目前中國司法因申訴管道有限、缺乏媒體監督、人權教育未落實，再加上文革時期的舊習，人民仍慣於透過「找關係」的傳統方法，尋...

韋杜靈呼籲媒體堅守誠實、正確、獨立、不妥協的精神 (台北訊)挑釁、置入和爭議的新聞手法，是市場競爭下的必然產物？新聞自由、民主和媒體責任可否並存？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全英語「台北沙龍」 (The Taipei Salon) ，以「民主開放 = 新聞沉淪？」為題，邀請曾任《紐約時報》記者、紐約市刑事檢察官，現任香港大學教授的韋杜靈 (Doreen Weisenhaus) 主講，他 勉勵台灣的媒體應堅守誠實、正確、獨立、不妥協的精神。 面對台灣民眾口株筆伐的「媒體亂象」，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全英語「台北沙龍」 (The Taipei Salon)，以「民主開放 = 新聞沉淪？」為題，邀請香港大學新聞暨媒體研究中心新聞法研究計畫主任的韋杜靈，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徐璐與談，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暨發言人何志 (Thomas Hodges) 主持，深刻剖析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弔詭、市場經濟的控制、政治的滲透，與記者的專業困境。 活動現場吸引了近 350名年輕人，包括媒體工作者、新聞系所學生、基金會董事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及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 IC之音台長姜雪影等人，與會者尖銳提問，充分顯現對媒體環境惡劣的焦慮。 主持人何志以台灣的媒體數量暴增切入，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的電視從 3家爆增到 134家、廣播電台從33 家增加到166家、報紙則從 31家成長到 173家。他以璩美鳳光碟事件、邵曉玲車禍新聞、動物園鱷魚咬斷手臂、大陸的紙包子事件等等，指出媒體因為強大的競爭壓力，以腥羶誇大的手法處理新聞，導致新聞品質低落。 媒體商業化真的不好嗎？沒有私人經營的媒體，只靠政府設立公營媒體，會比較好嗎？韋杜靈與徐璐ㄧ致認為，強大的民營媒體監督力量是必須的，民營媒體絕不是壞東西，但民營媒體的董事會如果只問收視率及利潤，就會造成今天所見的媒體亂象。 韋杜靈認為，台灣媒體的藍綠對立，其實並不新鮮，美國的媒體也常出現強烈的黨派立場。台灣是一個年輕的民主社會，紛亂的媒體其實是正常現象。在民主社會中，人們絕對有權利可以選擇自己的閱聽來源，我們需要的是多一點的「替代選項」。「質報」與「小報」其實是可以並存的。 與會學者台大新聞所所長張錦華，對台灣新聞倫理教育匱乏表示憂心，但另ㄧ方面，他則樂觀的表示，經歷解嚴，媒體的發展仍值得樂觀期待，媒體的社會效益也ㄧ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