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鼓勵學生「心懷浪漫的夢想，唸好書後，參與運動，實踐理想」

(本報特稿)「許多我們熟悉的藝術、文化、環保運動在六0年代就已播種，現在仍持續在消化。」文化評論人南方朔強調，這四十年來還在消化六0年代留下的價值與精神，而此時正是關鍵的時刻。

龍應台文基金會「思沙龍」昨〈21日〉邀請文化評論人南方朔主講「『六0年代』的『破』與『立』」，由文化評論人張鐵志主持。現場250位聽眾到場聆聽，外交部無任所大使陸以正、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陳冠甫、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賀陳旦、台灣松下電器公司董事長洪敏弘、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竹圍工作室負責人蕭麗虹、IC之音副台長田麗雲也蒞臨參與，現場討論熱烈。

南方朔談到，戰後的五０年代是沉默的時代，個人只想默默賺錢，把所有事務當成私人事務，今天所熟悉的議題包括人權、環保、女權、黑人人權…，在當時幾乎不存在。六0年代體制反轉，人們開始意識生活中點點滴滴的不合理，他們的「腦袋」被點亮，他們發現，原來被歸類於個人事務者，其實都跟政治有關，都是公眾的事，要改變個人命運要先改變體制。

六０年代人文薈萃，是帶動時代改變的關鍵，時代的先驅們提出具有未來性的主張，影響全世界，例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切格瓦拉等等。六０年代的年輕人開始轉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關心人類，反核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同志運動…都開始成為關注的議題，他們開始想替人類找到一個新的未來、新的向度，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南方朔分析，六０年代的年輕人奠定了「和平」的價值，使其成為一個新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對「東方價值」的追求，透過禪修等等，探索另一種心靈平和的價值。六０年代的學生「能打、能跑、能逃」的街頭游擊運動模式，至今仍然延續發生在群眾運動中。南方朔說，六０年代的有話直說，讓群眾運動透明化，創造了新的社會運動型態，當社運可以公開化、合理化，就表示一個自由的時代來臨了。

不過，六０年代的大破與大立，也出現了副作用。南方朔說，六０年代開啟了媒體時代，聰明的政黨與政治領袖學會了運用媒體，作秀文化與欺騙文化也就成為社會主流。

有學生問六0年代的示威抗議與法治、自由、民主之間，應如何平衡？南方朔表示，法治、自由、民主不能高於人民的權利，六0年代西方學生發現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壓迫的忍耐」，很多社會問題肇因並非個人，而是「社會控制的技術」，例如貧窮問題不能簡化歸咎個人不夠努力，應該去檢查是否因為社會機制迫使他無法翻身。

有人問，野草莓運動為何沒有掀起像野百合運動的大浪？是政治氛圍及社會環境不允許？還是學生的能力不足？南分朔回應，台灣或中國的學生運動都還難跳脫向權力者屈膝的傳統觀念，也就是對自己的認知還不夠完整。台灣的學生運動經常依附在政黨之下，野百合之所以成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符合當權者(李登輝)的需要，媒體知道當權者默許，便推波助瀾、大幅報導；野草莓運動處在當權者不支持、在野黨也因弊案喪失合理性，因此，野草莓的困難其實是「時機不好」。

東吳大學法律系的學生表示，六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影視娛樂界的影星歌手密切結合，使得群眾運動更浪漫激情，她好奇，當時的社運與流行音樂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台灣是否也有這樣的環境？南方朔認為，六０年代是個全新的創造，生活面的詩歌、語言、文學、音樂、美術，都有創新形式的表達。因此，當私的生活與公共議題結合；次文化與學生運動結合；抗議與新生活文化合而為一，賦與群眾運動正當性，得到更大的支持。

南方朔認為，六0年代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時代，一個理想主義濃烈的時代，參與運動的年輕人最後幾乎沒有一個人成為傳統社會界定的「成功者」，「不計較世俗功利」的精神依然影響著他。南方朔鼓勵台灣學生心懷浪漫的夢想，將書念好，累積知識及判斷事物的能力，學習對同胞的關懷心，參與學生運動表達看法，成為不能斷的社會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