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關鍵的九天》
※蓬萊島雜誌編輯部說明：阿扁總統於2008年卸任之前，曾計畫出版一本名為「堅持台灣」的專書，為他8年任內許多重要事件留下親身的見證與歷史的註腳，後來許多內容與素材簡要的收錄於「台灣的十字架」一書之中。「堅持台灣」其中有一章，阿扁總統親自記錄了自2004年3月19日發生槍擊暗殺，一直到3月37日藍營群眾離開凱達格蘭大道整個騷亂平息，這九天之內所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包括：319槍擊暗殺前後經過、在奇美醫院與夫人吳淑珍及競選總部的通話、呂副總統在第一時間所做的新聞操作、連戰主席當晚堅持來官邸會面，以及320勝選後，部分陸軍退役高級將領包括：曹文生、羅本立等人，企圖串聯、遊說國軍領導核心集體請辭，也就是「柔性政變」的始末、美國政府對大選結果的評估及對勝選賀電的處理態度，另外也談到對國安特勤嚴重失職的處置，以及當時外交部對布希總統賀電的消極不處理，拒絕發布相關新聞稿，因而阿扁總統決定立即撤換簡又新部長等細節，均有極完整的陳述與交代，對釐清319槍擊暗殺事件諸多疑點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在取得阿扁總統的同意後，特將「堅持台灣」手稿的第三章約一萬二千餘字，以「歷史關鍵的九天」為名予以全文刊登。
《歷史關鍵的九天》
319 暗殺二00四年總統大選的最後一週，從三月十五日星期一開始，我們安排了連續五天的掃街活動，全國各主要縣市全部要掃一遍，密集拜票，三月十九日已經是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當時從掃街的過程已經知道我們是有信心的，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掃街的氣勢像秋風掃落葉一樣，三月十六日到台中縣，當天規劃的車程長達三、四十公里，但是競選車隊所經之處，人龍從沒有間斷，炮聲也沒有停過。支持的群眾幾乎都站了出來，各地的後援組織非常自動，各自分區，像接龍一樣連結在一起，讓我們非常有信心。倒數第二天，林義雄主席也在台北縣站出來相挺，使支持者非常感動。最後一天的行程，預訂從高雄市、高雄縣、台南市、台南縣，再搭飛機到清泉崗轉到彰化縣。晚上先參加台中市的造勢晚會，然後回桃園參加另一場的造勢晚會，最後回到台北市中山足球場出席最後一夜的活動。等於一天之內從南部掃到中部，再掃回北部，時間非常緊湊，也非常的趕。那天，趕完高雄市與高雄縣的行程，差不多中午的時候，車隊到高雄縣陳明澤縣議員的服務處和住家用餐，準備下午到台南市繼續掃街拜票。進了服務處，我先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到洗手間，順便把臉洗一洗，當時整個臉都是鞭炮灰，花了幾分鐘好不容易才洗乾淨。出來後，坐下來稍微和大家聊一下選情，接著就上桌吃飯，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後來被說成是「消失了十七分鐘」，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午餐很快結束，還有一些時間，大家建議我休息一下，儲備體力，因為當天還有許多行程要走。但我想一想，趕完台南市、還要趕台南縣，路程這麼長，時間一定很緊迫，不如就提前出發，爭取一些時間。因此，原本是要在下午一點半出發，我提前到一點十五分出發。後來回想起來，或許當天還好提前出發，說不定把兇嫌原先的計畫給打亂掉，才避開這個劫數。到了縣市交界處我們就換車子，要站在吉普車上，副總統這時也上來站在我的旁邊，車上還為她準備了一張高椅子，因為在一個禮拜前高雄的造勢場，她的腳受傷而且傷得不輕。上車後，我還特別告訴呂副總統，等一下妳就知道府城人是多麼的熱情，妳絕對沒有辦法想像，四年前好像在迎媽祖，整個府城都沸騰了起來！尤其這裡的人喜歡放鞭炮，熱情的程度相當驚人。一進入台南市的街道，人多鞭炮更多，走著走著沒多久，我還在納悶怎麼今年的鞭炮這麼厲害，打到非常的痛！過去我曾幾次被鞭炮打到，一九八五年，選台南縣長時，當時是冬天，最外面穿了一件皮衣，結果衣服都被打穿一個洞，印象非常深刻。台南人喜歡把鞭炮堆在一起，火一點立刻劈哩啪啦，四處飛射，車子經過的時候，真的好像神轎在過炮山。我忍不住對副總統說，今年的鞭炮怎麼特別痛！後來，我發現副總統的膝蓋也受傷了，很驚訝的對她說「怎麼妳也被鞭炮打到！」第一時間的情況就是這樣，並不覺得是被子彈打到。但是後來愈來愈痛，好像針在刺一樣，但一直不敢看我的傷口，因為車隊不停的前進，我更忙著向支持者揮手，同時嘴裡也不停的向大家喊：「拜託、拜託！一號、一號！」後來痛到實在忍不下去，我叫隨車警衛官張春波：「波sir，你幫我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波sir說：「衣服破了一個洞！」我告訴他，被鞭炮打到，沒關係，幫我拿面速力達姆擦一下就好了！副總統這時也在處理她的傷口、在止血，她一直建議是不是應該去醫院看一下，我還笑她大驚小怪，只是被鞭炮打到，送什麼醫院？當天行程這麼多，如果送醫院，時間不知道要耽誤到哪裡去了。後來，波sir告訴我「傷口太大了，擦藥沒有用」，我說，不然在路邊找找看有沒有診所，進去擦擦紅藥水好了，波sir建議還是找醫生來看一下比較好，於是總統府隨隊的蕭自佑醫師過來幫我檢查，就在差不多時候，波sir很緊張的告訴我，不是鞭炮，是槍擊！他指著擋風玻璃被打了一個洞，確認是彈痕，到這時我才發覺我中槍了，才瞭解事態的嚴重。侍衛長立刻要求馬上送醫，他問了司機郭雨新送哪裡最快，司機建議走大路，因為車速可以超過一百公里，因此說去奇美。在台南地區，總統如果發生任何狀況，事先就有指定兩家特約醫院，一是成大、另一個就是奇美。到奇美的時後，他們要我躺在擔架上或坐輪椅，但我堅持說不行，我一定要用走的。我的想法是，身為一個主帥、身為總統候選人，絕對不可以倒下去，倒下去就等於失敗，根本就不必選了，所以我不能倒下去，除非已經沒辦法了，一定要用走的進去。進了急診室，我在一邊，副總統在另一邊，中間用布簾隔起來。
醫生第一件事是清創，用水倒下去，看水是流出來，還是會滲進去，如果子彈進入身體裡，水就會滲進去，那個過程好像是在等宣判是不是得了絕症一樣，真的很難捱。還好，經過清創後，確定水是流出來的，沒有滲進去，表示子彈應該沒有打進去，接著開始進行縫合手術。幫我治療的除了奇美的副院長外，還有隨隊總統醫療團的簡雄飛醫師，他是整形外科醫師，我跟他說：「你跟我這麼久，今天終於派上用場了！」他幫我縫合傷口，縫的很認真，縫的他全身冷汗直流，我跟他講不要緊張，他則說壓力好大！後來，奇美醫院的詹啟賢院長也趕來了，進來的時候他戴著一頂帽子，原來他當時正在理髮，理到一半臨時趕過來，所以用帽子遮住。奇美醫院的老闆是許文龍董事長，詹啟賢院長過去是中國國民黨時代的衛生署長，說奇美醫院會配合我做假，這不僅污辱人，更不合常理。縫合的這段時間，我急著打電話給我太太，電話通後，我卻話講不出話來，我叫了一聲Jane，接下來喉嚨就卡住了，我太太還以為是收訊不良，其實我是想到一九八五年，我回去選台南縣長，十一月十六日落選，十一月十八日謝票那天，太太發生不幸的政治車禍，被人撞成半身不遂，終身與輪椅為伴，當時就是被送到奇美醫院的前身逢甲醫院，當年夫妻差一點就永遠訣別了，當時我真的講不出話來。想到那次她被車撞，這次我被槍擊，怎麼會這麼巧合，都是下午一點多，又送到同一家醫院，難道這就是我們夫妻倆的宿命？選舉為什麼一定要選成這樣？後來，我也打了電話給我媽媽和我岳母報平安。我中槍後，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黃芳彥給我太太打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妳要鎮靜！」我太太當場就知道不妙，因為當天中午他們還一起在官邸用餐，結果離開沒有多久，黃芳彥就打電話來，我太太認為一定出事了！黃芳彥第二句話說：「總統中槍了！」，她直覺的認為事情一定相當嚴重。但我太太非常鎮定，馬上做了一些安排，第一，可能要動大手術，趕快找台北最好的醫生下去台南幫忙。第二，動手術一定要麻醉，必須要有代理，因此必須趕快通知副總統，黃芳彥告訴她副總統也中槍了。第三，由於當時的情況不明，她馬上打電話給致中，要他通知幸妤，要夫妻倆把小孩一起帶回官邸，外面可能有危險，到官邸來比較安全。送到病房之前，在急診室裡，呂副總統在旁邊掀了掀布簾要和我講話，她說：絕對是她先中槍，然後我才中槍，而我中的那槍，是打中她的子彈反彈到我身上來的，所以我才會受傷。我告訴呂副總統：「不要隨便亂講！」，我知道的不是那樣，而相關人員向我做的報告也不是如此。當時我穿了三層衣服，夾克、襯衫和內衣，我的右側，三層衣服都有子彈的穿入的痕跡，而靠近副總統的左側，只有內衣與襯衫有穿孔，夾克則沒有。按照我衣服損壞的情況，以及車子的擋風玻璃的彈痕，當時我研判，應該是第一槍打到了擋風玻璃再跳彈到呂副總統的右腳上，劃過我腹部的應該是另一槍，所以我說：「不論實際的狀況究竟如何，絕對不可能是先打到妳再反彈到我身上的。」後來，我才知道呂副總統在中槍後，她已經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楊憲宏，說她是幫台灣人擋子彈，幫總統擋子彈。她已經先講出去了。甚至，她還打電話給總統府邱義仁秘書長，要他要對外這樣講。還好，邱義仁對這種說法有所保留，沒有這樣對外宣布，否則後來調查的結果不是這樣，一定無端增加事情的複雜性。清創完成，傷口也縫合了，接著要照X光，確定子彈清除了沒有。照過了X光後，接著又要我去照斷層掃描，還沒有推進去前，詹啟賢院長要我坐起來，然後幫我搜身，我忍不住問，你到底要找什麼？他才說，他在找子彈！原來，在清創時判斷子彈並沒有射入身體內，但後來照X光時，卻意外發現在脊椎旁邊有一顆子彈，看到片子的人都嚇了一大跳，詹院長於是在我身上摸來摸去，後來終於在我背後的衣服內找到一顆彈頭。當我太太得知X光發現在脊椎旁有子彈的消息，她立刻就急著問：「那總統下半身有沒有知覺？」大家只好先安慰她說：「總統是走進醫院的！」後來從衣服裡找到那顆子彈，才真正解除警報。選舉前夕，我們的民調已經與對手剪刀交叉了。星期六就要投票，星期四我在回台北的飛機上打電話問中央黨部，
當時的民調已經恢復領先，贏對手二點一個百分點。我很篤定的認為，只要堅持把最後一天好好的選完，只要把所有的行程走完，勝選絕對沒有問題。所以傷口處理好我就開始連絡台北，準備趕快出院，結果他們居然告訴我所有的選舉造勢活動已經取消了！當時我非常生氣，嚴厲的質問他們，沒有我的同意，怎麼可以把選舉行程取消，這是誰的主意？當時整個情況不明，我太太也極力反對我再上台演說，但是我說，如果掃街不行，總可以到定點去亮個相，向民眾表示總統平安沒事，即使不講話，讓我露個臉向大家致意也好。我太太還是反對，她認為既然是遭到槍擊、槍手是誰？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有組織的？如果殺手知道人沒死，會不會再來補幾槍？這些都無法預料，她非常的擔憂。我太太的這些說法並沒有說服我，最後說服我的，反而是因為連宋已經取消所有的競選活動，沒有受傷的對手都已經喊停，而中槍的人還繼續演講造勢，這不是很奇怪，我只好勉強依照醫生的指示繼續待在奇美。晚間七點多，我還在奇美的病房，副總統在另外一個病房，她被人推過來說要和我講話，當時她建議我稍後回到台北時應該在總統府開一個記者會，原先我是同意的，我想這樣也可以和民眾講清楚。但是後來競選總部經過評估之後建議不要召開記者會，因為選情緊繃，事情愈單純愈好，建議改採我和副總統各別用錄影的方式，簡短的向國人講話，表示我很安好，請大家放心。晚上回到官邸時，連戰說要來看我，人已經到了接待室，宋楚瑜則要去看副總統，但當時由於林義雄主席正在官邸裡面，所以告訴連戰時間不方便，並謝謝他的關心。320勝選第二天是投票日，在投票所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陪同，離開前我特告訴馬市長，不管誰輸誰贏，晚上的秩序一定要維持好，他說：「我一定會親自坐鎮指揮」。我相信，當時馬市長應該認為他們一定會贏，所以他會親自坐鎮指揮。但我心裡想的是，「我一定會贏，到時候你們可不要亂才好」。那一天，就是贏的太少，所以才會有府前的抗爭。這麼多年來，他們到現在還一直在講「三一九」，不過至少已經不再講「做票」了，原先他們在開完票後先講的是「做票總統」。中國國民黨一直以為他們會贏，覺得二０００年是「三腳挐」，因為分裂才讓我漁翁得利。二00四年在他們眼裡是二０００年的延長賽，就好像某些國家的第二輪投票。二00三年四月連宋正式「送作堆」，當時「中國時報」的民調，指連宋有五十一%的支持度，我只有二十六%，是人家的一半。那時我兼任民進黨主席，二00三年六月在世貿大樓舉辦「執政興革座談會」，會上砲聲隆隆，大家對我和整個執政團隊有很多的批評，普遍瀰漫著失敗主義、悲觀的論調。當時我講了一句話，我說：「大家不要看我一時，也不要把我看扁了」。美國在二００三年三月發動對伊拉克的反恐戰爭，四月台灣爆發SARS，直到七月尚未從疫區除名，國際與國內的局勢都很亂。由於整個氛圍十分詭譎、險峻，因此我在七月分三梯次邀黨籍立委餐敘，和大家精神講話，我告訴大家，雖然我們是執政黨，但我們打選戰不能採守勢，要採攻勢，必須化被動為主動，主動出擊，主導議題、鼓動風潮、創造時勢、反守為攻，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九月民進黨黨慶，我提出「公投新憲」的議題和訴求。九月初，台聯在台北市舉辦的「正名制憲」遊行相當成功，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更凝聚、更團結，因此我提議民進黨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再辦一場遊行，於是「全民公投、制定新憲」的大遊行和晚會在高雄登場，參加的人數號稱二十五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一場的群眾活動，聲勢從此上揚。十月二十八日左右，民進黨內部做的民調，我已經贏了對手一個百分點，這是連宋合作以來從未有過的，之前我們都是一路輸。幾天後，我過境訪問美國，十月三十一日在紐約領取國際人權獎，這是台灣國家元首第一次在紐約公開演說。十一月五日，出訪回程由巴拿馬前往阿拉斯加，就在參加阿拉斯加州穆考斯基州長(Frank Murkowski) 的午宴途中，「中國時報」發表的民調，我首度贏對手一%，
印證不論是我們自己內部或媒體所做的民調都是相同的結果。從二00三年的四月，我們的支持度只有人家的一半，經過六個月的時間，我們終於有機會超越對手。象徵著二00四年這一仗，我們並不是穩輸的，我們是有贏的機會，雖然可能贏不多，但大家不應該這麼悲觀，不要這麼軟手軟腳。事後也證明，民調贏一個百分點，實際得票確實也只贏這麼少，這個結果早在投票前半年就已經決定了。另外，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每一家電子媒體都進行所謂的「出口民調」，後來全部不敢公布，因為全部都錯，他們私下曾告訴中國國民黨會贏五至六%。！更令人不可思議，剛開始開票，我們一路輸，甚至開票沒多久，我們就輸三十幾萬票，對手已經得票高達七百萬票。後來幕僚打電話告訴我，那是各家電視台自己在「灌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選舉開票有所謂「灌票」的情形。整個開票的過程中，反而是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視沒有「灌票」，平常我從來不看中視，因此轉到這個頻道來比較，看到我們始終贏一點點，雖然贏的不多，但心裡總算踏實些。同樣的道理，因為電視台不斷灌票，連宋陣營從頭到尾一直存著必勝，甚至是大贏的期待，結果事與願違，突然從雲端上掉下來，情緒上當然不能接受，部分電視台不負責任的做法，真的是害死人！「意外」輸了之後，又發現廢票有三十多萬票，為什麼比過去多這麼多，馬上就認定是「做票」，這種不實的指控就是這樣來的。但大家都忘了，為了杜絕賄選，那年總統大選有效票的認定標準修改的更嚴。過去戳記蓋在人頭上，蓋在號碼上，只要能夠明確的認定是投給哪一個候選人，都算是有效票。但「總統副總統選罷法」在二００三年底修改後，一定要蓋在圈票欄之內，蓋在其他地方，一律被列為無效票。經過全面的驗票，在三十多萬的廢票裡面，可以很明確判定其中三分之二是投給我，如果真的要「做票」會做成這樣嗎？「做票」的指控完全是隨便講講，但我卻揹了幾個月「做票總統」的黑鍋與污名。本來我想透過中選會行政驗票，但沒想到他們立刻提出司法驗票，要查封選票。但要司法驗票，必須先提出到底是哪個投開票所、那個票匭有問題，必須舉證才能驗票，但中國國民黨根本提不出具體事證，但我不願意因此衍生出更多無謂的糾紛。既然沒有做票，更不怕驗票，因此我同意對方不必舉證，由司法單位全面驗票。在驗票的過程中，對手不斷對外放話，說這裡如何又如何、那裡怎樣又怎樣，企圖影響社會視聽。同時對有效票的認定極盡挑剔之能事，我們都盡量給予尊重，最後經過選舉無效的官司，兩萬九千多票被嚴格扣除了一萬多票，我們還贏了對手一萬六千多票。但不論如何，再也沒有人敢說我們「做票」。我對這個社會還是有信心的，我對全國二十多萬的選務人員更是有高度信心。321騷亂三二0那天晚上，連宋的支持者佔據了凱達格蘭大道後就不走了，一直到三月二十六日中選會正式公告我當選總統，從一開始指控我「做票」，後來又說「三一九槍擊」是自導自演，還有人冒充現役軍人要求國軍「揭竿而起」。中國國民黨更明示、暗示要求美國介入，認定我是「假總統」。這段期間簡直是驚滔駭浪、千鈞一髮，對台灣民主的進程，對台灣民主的鞏固與深化，尤其經過二０００年完成政黨輪替和二00四年激烈的選戰，這一次是最嚴酷的挑戰。尤其是中國國民黨的相關做為，完全是赤裸裸的希望透過非法定的程序、透過體制外的手段來奪權。一方面，連宋陣營提出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這兩項訴訟都必須等到中選會公告當選之後才能啟動。但另一方面泛藍陣營又聚眾攻擊中選會，企圖阻止進行公告，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但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愈亂愈好，最好整個選舉都不算數，直接宣布重選，但真的能夠這樣嗎？好像只要霸佔住凱達格蘭大道，只要有媒體不斷幫腔造勢，就可以癱瘓政府，就可以把政權奪回去？這樣的想法不但天真更是一廂情願。當時的憲兵司令余連發真的非常的辛苦，那幾天全都住在總統府的地道，親自坐鎮指揮，守住總統府。期間我曾經邀請五院的院長到總統府茶敘，當三月二十七日抗爭平和落幕後，我也正式開了國際記者會。這段時間，有人說「武昌革命」的號角已經響起，
呼籲大家衝進總統府，也有人透過網路，教導大家要如何衝進政府機關，其中包括中選會。還有人號召軍警人員站出來，揭竿起義，更有過去卸任的高級將領、立法委員說：「軍人有選擇三軍統帥的權利。」只因為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情緒發洩，幾乎將法律和體制視為無物，但我們都願意對這些採取最寬容的態度，因為台灣的民主還很年輕，很多事情需要時間的沈殿與反省。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各種情境，我們可以很欣慰的說，台灣社會真正上了一堂民主的課，就好像打疫苗一樣，剛開始可能有一些不適應，但日後就可以完全免疫。四月份，我陸續從不同的管道得知，軍方的大老，尤其是一些陸軍的退休老將有一些串連的動作，包括國防部湯曜明的住院，都是相關人士勸說與操作的結果。甚至有人明確去找參謀總長李傑，要他跟進稱病住院。當時我真的不相信，但後來經過求證幾位當事人，李傑部長親自證實。李傑部長先是口頭、之後寫成書面的報告，其中有五點清楚的交代：一、二００四年的三月二十三日，曹文生先生來電，希能於次日來部會見。二、二０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曹先生依約來部會談。內容：對此次大選仍有諸多不公之事，已經和諸位軍系大老研商，建議總長亦能藉病住院（湯前部長因眼疾住三總），對當局形成壓力。三、同日上午，羅（本立）前總長參謀來電，希安排當日來部會見。四、經考量當時社會已十分動盪，國軍必須嚴守軍隊國家化，不宜涉入政治紛爭，恪遵行政中立的基本原則，故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於當日下午電話聯繫曹先生「上午所談之事，歉難照辦」。五、同時亦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回電羅前總長參謀，請其向羅前總長報告，若所談之事是與曹先生相同之事，個人已有決定，歉難照辦，羅前總長即未再來電，亦未再要求會見面談。另外，我去請教湯部長及幾位軍方的人士，問他們知不知道這回事。我非常訝異，什麼時代了，還有人存有這樣的念頭，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還好是五二0之前得到報告，獲得證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在「三一九槍擊事件」後，我一直在想，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不只震驚國內，也震驚全世界，總統、副總統在競選期間同時中槍，如果都沒有人負責，會讓全國人民覺得不可以原諒，國際社會也會看笑話。我一直隱忍到三二七府前的抗爭告一段落之後才做處理，因為從三一九到三二七是非常敏感的時刻，政局非常不安，我們必須凝聚內部的力量，特別是中國當時說：「如果台灣內部自己控制不了，中國不會坐視不管。」似乎有相互唱和之勢。三二七之後，我就決定調整國安局長蔡朝明及侍衛長陳再福的職務。侍衛長就坐在車子前面，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擋風玻璃的彈痕，還好子彈沒有打進去，如果在第一時間不知道子彈射入，要急救都不一定來得及。身為侍衛長對於發生在眼前的事卻毫無警覺，對於整個總統、副總統的維安處理、現場證據的保全，確實反應太慢，這些或許都不是故意，但做為特勤人員確實有失職守，相關人員必須予以行政處分。在最快的時間，我約見了蔡朝明局長，指示他由軍事情報局長薛石民接掌國安局。後備司令的缺我想到陳體端，大家都知道他是湯部長的愛將，我主動告知湯部長。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日小軍談，湯部長對於我的主動告知，非常訝異，也非常感謝，但是湯部長也告訴我一句話，陳體端接不接，還看未來的國防部長是誰。「三一九槍擊案」發生當晚，我從台南回到台北，湯部長曾經到松山機場接我，並與我一起回到官邸，我們做了一些內部意見的交換，特別是中槍之後，第二天就要投票了，兩岸局勢必須做一些了解。當時，戰備並沒有提升，一切如常，但我還是提醒不能有任何的大意。隔天投完票，三月二十一日就傳出湯部長向游院長請辭，並以眼疾為由住進三總。
在此之前，湯部長早就和我多次提到他眼睛方面的毛病，所以起初我並不覺得意外，也以為可能是遇到選舉，這段時間非常辛苦、忙碌，因此希望在選後能夠做一些治療。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三二0之後，有如此的選舉紛擾、府前抗爭，他竟然在這個時候向院長請辭。過去他幾次和我表示辭意，當然每次的動機與原因並不完全一樣，包括於總長和部長時代都曾有過。他每一次提出，我都予以堅定的慰留。但比較奇怪的是，這次他沒有向總統請辭，卻是向行政院長請辭，是院長告訴我的。我知道之後，想到自己現在受傷，不宜到醫院去看他，因此，二十二日我請院長代表我去醫院慰問他，而且要強力的慰留他。然而，湯部長還是兩度透過軍事發言人室表示他的辭意，因為治療眼疾必須住院，這是可以理解，但在最需要的時候，最關鍵的時刻，國防部長堅辭，而且他的請辭是要做到五月十九日，如果是這樣，又不是立即要離開，為什麼要提前做這些動作？過去我每一次都親自召見慰留，這次我則沒有再慰留他，所以他也瞭解到這次是辭定了。這就是為什麼當我提出陳體端接後備司令時，他會問我接任國防部長的人選。我也問他：「你覺得誰來接部長比較適合？」他特別提到，參謀總長李傑應該要和他同進退，他推薦曹文生來接國防部長。我對曹文生的了解非常有限，知道他從前曾擔任李前總統的侍衛長，後來李前總統卸任，他仍然忠心耿耿的跟著他，同時，一般外界也沒有什麼負面的評價，所以我對曹文生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我也問過李前總統這個人怎麼樣？四月初我就在官邸約見曹文生，與他談了很多，他已經是我新任國防部長的內定人選。之後，聽到有關串連軍方高層佯病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報告，而且從三二0到三二七這段時間，曹文生竟然參與了這件事情。特別經過求證、打聽、包括請湯部長去瞭解，他也向我證實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對我來講，既然已經獲得證實，什麼都不用說了，這個人事案當然不算數，也不可能算數。湯部長也告訴我，「就當作我沒有推薦」，他要撤回他的推薦。後來，我決定用李傑做國防部長，有人警告我李傑控制不了軍方，他若做部長，人家一定不聽他的，未來會非常危險。我問過李傑：「控制得了軍方嗎？」他說，沒有問題。事實證明確實沒有問題。過去在中國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同樣是槍桿子出政權，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不但是黨的中常委，更要是自己的親信，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實現軍隊國家化，任何人擔任部長或總長，不需要靠個人的關係，也不是憑對個別政黨的效忠，一切按憲政體制法律的規定辦事。我真的沒辦法想像，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當曹文生去找李傑總長，如果李傑一口答應了，也藉病住院，甚至請辭，其他三位副總長也全部跟進，整個軍方的領導中樞發生全面的動搖與變化，將會是什麼情況？當然這不是大家所了解傳統的用武力、開出坦克車、大砲所謂的軍事政變，但是用這種非武力的、違反憲政秩序的手段，要來對政府形成政治壓力，這是否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柔性政變」，就留待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自己去判斷。327落幕三月二十一日，我贏得大選後的第二天下午， AIT處長包道格來看我，這是在選前就約好的。我特別把傷口給他看，表示確實受到了槍擊。包道格提到，選前還未發生槍擊案之前，他就預期我會小贏，他們的情報顯示我將以三萬票的差距連任成功。當時我告訴他，我真的沒辦法接受府前抗爭的陣營說我是「做票總統」，這樣的污衊和扭曲，我完全無法接受。台灣已經這樣的民主化，選民的水準這麼高，而且選務工作也已完全標準化，二十萬的選務人員各司其職，從領票、投票、開票、記票，每一個動作環環相扣，想要做票，根本不曉得要從何做起，又有誰會幫我做票？二十萬的選務人員，不是公務員，就是老師，這些人藍綠都有，甚至藍營可能比綠營要來得多，不要說二十個，只要有兩個人站出來指證歷歷，說政府要我「做票」，我還臉繼續做總統嗎？人民可能接受民進黨再執政下去嗎？二十萬的選務人員沒有人有任何的指控，所以說沒有的事情就是沒有，不存在的事情就是不存在。
但因為票數這麼接近，我們必須杜悠悠之口。因此當時我就告訴美方，願意接受全面的驗票，只要能用最快的速度確定雙方的得票數，不論是行政驗票或司法驗票，我都不排斥。對美國來講，布希總統在二０００年第一次參選，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爭議，最後也是透過驗票和司法途徑來解決。民主法治的國家，對任何的爭議，都必須透過法定程序來處理，不可能用非民主、非和平，甚至是體制外的手段來達成。當時大家疑惑為什麼美國沒有在第一時間拍發賀電給我們，後來我們才知道，美國一直以為台灣的法律和美國的法律是一樣的，如果選舉有紛爭，沒有法院的判決，是不可能決勝負的。為此，我們把台灣相關的法律告訴美方，只要中選會正式公告當選，就是當選，如果有爭議，要採取司法途徑，在司法確定之前，當選的總統一切作為仍然是有效的，這是台灣與美國制度不同的地方。美方瞭解我們的法律規定後，很快的包道格就告訴我們，只要三月二十六日中選會一公告，美國的當選賀電就會過來。這也是為什麼對手、一些相關的團體、人士，在抗爭的最後階段要號召群眾去包圍中選會的原因。二十六日中選會做出決定，並且要公告，那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當時中選會不公告，美國的賀電不可能來，而府前的抗爭更不可能在二十七日平和落幕。當時，如果美國的賀電沒來，整個台灣的政局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演變，是不是會如同中國所講的，「你們台灣自己控制不了，我們就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管」，是不是讓人民解放軍、共產黨有一個藉口？我想各種可能都很難講。藍營的一些人士聚眾衝進中選會，要阻擋中選會做決定，阻止中選會貼出公告，為了不讓當選公告被貼在佈告欄上，他們多次衝撞中選會，甚至中選會的委員最後都不敢從正門離開，改走地下室，由其他各種方式才能回家。當天，公告貼了好幾次，一貼就把拿下來，甚至沒辦法貼在公告欄上，所以包括中選會主委黃石城都已經下班回去了，當天晚上公告的法定程序還沒有正式完成，只要能貼上去，一照相，縱使事後被撕下來，就算完成，但是連這樣的程序都沒辦法進行，因為這些人百般阻擋與衝撞。對於這些衝撞滋事，我們非常低調，不希望出現流血，但是中選會必須要完成法定程序，美國在等這樣的結果，後來終於完成了公告。所以當天晚上，美國恭喜當選的賀電就來了。美國的賀電對於整個政局的穩定、尤其是府前抗爭的落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當時外交部希望不要做新聞處理，認為美方發賀電後，媒體自然就會報導，不必再發新聞稿，他們擔心抗爭的群眾就在外交部旁邊，萬一處理了美國白宮賀電的消息，群眾會衝進外交部，基於外交部的安全，建議不要主動處理。這種說法非常阿Q，也非常不負責任。最需要的時候，部長沒辦法站出來，最關鍵的時刻，無法正確評估到美國政府賀電的重要性，還找各種的理由做為遁詞，這是完全不能原諒的。因此我下定決心，簡又新部長非換掉不可。五二0有就職大典，既然要撤換外交部長，不能拖到五二0之後，必須在就職前馬上做人事安排，因此由陳唐山取代簡又新，開始為籌備五二0大典及友邦的邀訪預作準備。美方不但給我們賀電，五二0就職大典上，也派出祝賀團，由台灣的好朋友，過去在台灣威權時代追求民主化過程中給予我們支持的李奇(Jim Leach)資深眾議員擔任團長，他也帶來了布希總統寫給我的親筆賀函。這封信是布希總統在五月十七日寫的，他稱呼我為總統，恭喜我第二任就職，非常的友善，也代表羅拉向我祝賀。泛藍提出的兩件選舉官司，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最後定讞已經是二00五年夏天以後的事，整整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用心良苦的一路忍下來。在野陣營他們對整個選舉、包括「三一九事件」所有的疑問，很多是非理性的，是完全不負責的。我們的支持者都不敢穿助選的衣服，選贏的人不敢慶祝，我們也寧願不要慶祝，讓他們去宣洩，我們願意採取比較理解包容的態度，不願意強勢為自己辯護，以免拉高對立，我們積極的尋求化解危機。對於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包括「三一九槍擊事件」，一切讓事實去講話。事實最重要，沒有的事，你再怎樣瞎掰，怎樣去編造，都是徒勞無功的。就像他們說三一九晚上有小護士投訴說槍傷是假的，
送到奇美醫院是早就安排好的，請問那位小護士人在哪裡？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小護士，奇美懸賞千萬，而且保證不影響她的工作，應該早就站出來了嘛！何況奇美詹啟賢院長於二００八年總統大選，全心全意的幫馬英九輔選，如果當時有做假，為什麼詹院長沒有出來爆料？還好，驗票在五二0之前就結束，我們還是贏對手，這樣我才有這個面子去就職，也才有十五個友邦元首，那麼多人第一次齊聚一堂，來給我們打氣，給我們支持。當時，有人主張應該先進行調查。但是以在野陣營他們不接受錢復，一定要弄個真調會，繼續進行政治鬥爭、奪權鬥爭，如果一切要等到調查出結果，要等真相大白，五二0也不必就職了，可能到現在我也不能就職，甚至到二00八年也不可能真相大白。只因為選輸了，又輸的這麼少，希望透過各種的可能，這項不行，找下一項，這次不可能，希望下次有可能，要來力圖翻案，結果把國家把社會搞成這樣，這是我對整個事件感到非常難過、非常遺憾的地方。
《歷史關鍵的九天》
319 暗殺二00四年總統大選的最後一週，從三月十五日星期一開始，我們安排了連續五天的掃街活動，全國各主要縣市全部要掃一遍，密集拜票，三月十九日已經是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當時從掃街的過程已經知道我們是有信心的，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掃街的氣勢像秋風掃落葉一樣，三月十六日到台中縣，當天規劃的車程長達三、四十公里，但是競選車隊所經之處，人龍從沒有間斷，炮聲也沒有停過。支持的群眾幾乎都站了出來，各地的後援組織非常自動，各自分區，像接龍一樣連結在一起，讓我們非常有信心。倒數第二天，林義雄主席也在台北縣站出來相挺，使支持者非常感動。最後一天的行程，預訂從高雄市、高雄縣、台南市、台南縣，再搭飛機到清泉崗轉到彰化縣。晚上先參加台中市的造勢晚會，然後回桃園參加另一場的造勢晚會，最後回到台北市中山足球場出席最後一夜的活動。等於一天之內從南部掃到中部，再掃回北部，時間非常緊湊，也非常的趕。那天，趕完高雄市與高雄縣的行程，差不多中午的時候，車隊到高雄縣陳明澤縣議員的服務處和住家用餐，準備下午到台南市繼續掃街拜票。進了服務處，我先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後到洗手間，順便把臉洗一洗，當時整個臉都是鞭炮灰，花了幾分鐘好不容易才洗乾淨。出來後，坐下來稍微和大家聊一下選情，接著就上桌吃飯，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後來被說成是「消失了十七分鐘」，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午餐很快結束，還有一些時間，大家建議我休息一下，儲備體力，因為當天還有許多行程要走。但我想一想，趕完台南市、還要趕台南縣，路程這麼長，時間一定很緊迫，不如就提前出發，爭取一些時間。因此，原本是要在下午一點半出發，我提前到一點十五分出發。後來回想起來，或許當天還好提前出發，說不定把兇嫌原先的計畫給打亂掉，才避開這個劫數。到了縣市交界處我們就換車子，要站在吉普車上，副總統這時也上來站在我的旁邊，車上還為她準備了一張高椅子，因為在一個禮拜前高雄的造勢場，她的腳受傷而且傷得不輕。上車後，我還特別告訴呂副總統，等一下妳就知道府城人是多麼的熱情，妳絕對沒有辦法想像，四年前好像在迎媽祖，整個府城都沸騰了起來！尤其這裡的人喜歡放鞭炮，熱情的程度相當驚人。一進入台南市的街道，人多鞭炮更多，走著走著沒多久，我還在納悶怎麼今年的鞭炮這麼厲害，打到非常的痛！過去我曾幾次被鞭炮打到，一九八五年，選台南縣長時，當時是冬天，最外面穿了一件皮衣，結果衣服都被打穿一個洞，印象非常深刻。台南人喜歡把鞭炮堆在一起，火一點立刻劈哩啪啦，四處飛射，車子經過的時候，真的好像神轎在過炮山。我忍不住對副總統說，今年的鞭炮怎麼特別痛！後來，我發現副總統的膝蓋也受傷了，很驚訝的對她說「怎麼妳也被鞭炮打到！」第一時間的情況就是這樣，並不覺得是被子彈打到。但是後來愈來愈痛，好像針在刺一樣，但一直不敢看我的傷口，因為車隊不停的前進，我更忙著向支持者揮手，同時嘴裡也不停的向大家喊：「拜託、拜託！一號、一號！」後來痛到實在忍不下去，我叫隨車警衛官張春波：「波sir，你幫我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波sir說：「衣服破了一個洞！」我告訴他，被鞭炮打到，沒關係，幫我拿面速力達姆擦一下就好了！副總統這時也在處理她的傷口、在止血，她一直建議是不是應該去醫院看一下，我還笑她大驚小怪，只是被鞭炮打到，送什麼醫院？當天行程這麼多，如果送醫院，時間不知道要耽誤到哪裡去了。後來，波sir告訴我「傷口太大了，擦藥沒有用」，我說，不然在路邊找找看有沒有診所，進去擦擦紅藥水好了，波sir建議還是找醫生來看一下比較好，於是總統府隨隊的蕭自佑醫師過來幫我檢查，就在差不多時候，波sir很緊張的告訴我，不是鞭炮，是槍擊！他指著擋風玻璃被打了一個洞，確認是彈痕，到這時我才發覺我中槍了，才瞭解事態的嚴重。侍衛長立刻要求馬上送醫，他問了司機郭雨新送哪裡最快，司機建議走大路，因為車速可以超過一百公里，因此說去奇美。在台南地區，總統如果發生任何狀況，事先就有指定兩家特約醫院，一是成大、另一個就是奇美。到奇美的時後，他們要我躺在擔架上或坐輪椅，但我堅持說不行，我一定要用走的。我的想法是，身為一個主帥、身為總統候選人，絕對不可以倒下去，倒下去就等於失敗，根本就不必選了，所以我不能倒下去，除非已經沒辦法了，一定要用走的進去。進了急診室，我在一邊，副總統在另一邊，中間用布簾隔起來。
醫生第一件事是清創，用水倒下去，看水是流出來，還是會滲進去，如果子彈進入身體裡，水就會滲進去，那個過程好像是在等宣判是不是得了絕症一樣，真的很難捱。還好，經過清創後，確定水是流出來的，沒有滲進去，表示子彈應該沒有打進去，接著開始進行縫合手術。幫我治療的除了奇美的副院長外，還有隨隊總統醫療團的簡雄飛醫師，他是整形外科醫師，我跟他說：「你跟我這麼久，今天終於派上用場了！」他幫我縫合傷口，縫的很認真，縫的他全身冷汗直流，我跟他講不要緊張，他則說壓力好大！後來，奇美醫院的詹啟賢院長也趕來了，進來的時候他戴著一頂帽子，原來他當時正在理髮，理到一半臨時趕過來，所以用帽子遮住。奇美醫院的老闆是許文龍董事長，詹啟賢院長過去是中國國民黨時代的衛生署長，說奇美醫院會配合我做假，這不僅污辱人，更不合常理。縫合的這段時間，我急著打電話給我太太，電話通後，我卻話講不出話來，我叫了一聲Jane，接下來喉嚨就卡住了，我太太還以為是收訊不良，其實我是想到一九八五年，我回去選台南縣長，十一月十六日落選，十一月十八日謝票那天，太太發生不幸的政治車禍，被人撞成半身不遂，終身與輪椅為伴，當時就是被送到奇美醫院的前身逢甲醫院，當年夫妻差一點就永遠訣別了，當時我真的講不出話來。想到那次她被車撞，這次我被槍擊，怎麼會這麼巧合，都是下午一點多，又送到同一家醫院，難道這就是我們夫妻倆的宿命？選舉為什麼一定要選成這樣？後來，我也打了電話給我媽媽和我岳母報平安。我中槍後，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黃芳彥給我太太打電話，他第一句話就說，「妳要鎮靜！」我太太當場就知道不妙，因為當天中午他們還一起在官邸用餐，結果離開沒有多久，黃芳彥就打電話來，我太太認為一定出事了！黃芳彥第二句話說：「總統中槍了！」，她直覺的認為事情一定相當嚴重。但我太太非常鎮定，馬上做了一些安排，第一，可能要動大手術，趕快找台北最好的醫生下去台南幫忙。第二，動手術一定要麻醉，必須要有代理，因此必須趕快通知副總統，黃芳彥告訴她副總統也中槍了。第三，由於當時的情況不明，她馬上打電話給致中，要他通知幸妤，要夫妻倆把小孩一起帶回官邸，外面可能有危險，到官邸來比較安全。送到病房之前，在急診室裡，呂副總統在旁邊掀了掀布簾要和我講話，她說：絕對是她先中槍，然後我才中槍，而我中的那槍，是打中她的子彈反彈到我身上來的，所以我才會受傷。我告訴呂副總統：「不要隨便亂講！」，我知道的不是那樣，而相關人員向我做的報告也不是如此。當時我穿了三層衣服，夾克、襯衫和內衣，我的右側，三層衣服都有子彈的穿入的痕跡，而靠近副總統的左側，只有內衣與襯衫有穿孔，夾克則沒有。按照我衣服損壞的情況，以及車子的擋風玻璃的彈痕，當時我研判，應該是第一槍打到了擋風玻璃再跳彈到呂副總統的右腳上，劃過我腹部的應該是另一槍，所以我說：「不論實際的狀況究竟如何，絕對不可能是先打到妳再反彈到我身上的。」後來，我才知道呂副總統在中槍後，她已經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楊憲宏，說她是幫台灣人擋子彈，幫總統擋子彈。她已經先講出去了。甚至，她還打電話給總統府邱義仁秘書長，要他要對外這樣講。還好，邱義仁對這種說法有所保留，沒有這樣對外宣布，否則後來調查的結果不是這樣，一定無端增加事情的複雜性。清創完成，傷口也縫合了，接著要照X光，確定子彈清除了沒有。照過了X光後，接著又要我去照斷層掃描，還沒有推進去前，詹啟賢院長要我坐起來，然後幫我搜身，我忍不住問，你到底要找什麼？他才說，他在找子彈！原來，在清創時判斷子彈並沒有射入身體內，但後來照X光時，卻意外發現在脊椎旁邊有一顆子彈，看到片子的人都嚇了一大跳，詹院長於是在我身上摸來摸去，後來終於在我背後的衣服內找到一顆彈頭。當我太太得知X光發現在脊椎旁有子彈的消息，她立刻就急著問：「那總統下半身有沒有知覺？」大家只好先安慰她說：「總統是走進醫院的！」後來從衣服裡找到那顆子彈，才真正解除警報。選舉前夕，我們的民調已經與對手剪刀交叉了。星期六就要投票，星期四我在回台北的飛機上打電話問中央黨部，
當時的民調已經恢復領先，贏對手二點一個百分點。我很篤定的認為，只要堅持把最後一天好好的選完，只要把所有的行程走完，勝選絕對沒有問題。所以傷口處理好我就開始連絡台北，準備趕快出院，結果他們居然告訴我所有的選舉造勢活動已經取消了！當時我非常生氣，嚴厲的質問他們，沒有我的同意，怎麼可以把選舉行程取消，這是誰的主意？當時整個情況不明，我太太也極力反對我再上台演說，但是我說，如果掃街不行，總可以到定點去亮個相，向民眾表示總統平安沒事，即使不講話，讓我露個臉向大家致意也好。我太太還是反對，她認為既然是遭到槍擊、槍手是誰？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有組織的？如果殺手知道人沒死，會不會再來補幾槍？這些都無法預料，她非常的擔憂。我太太的這些說法並沒有說服我，最後說服我的，反而是因為連宋已經取消所有的競選活動，沒有受傷的對手都已經喊停，而中槍的人還繼續演講造勢，這不是很奇怪，我只好勉強依照醫生的指示繼續待在奇美。晚間七點多，我還在奇美的病房，副總統在另外一個病房，她被人推過來說要和我講話，當時她建議我稍後回到台北時應該在總統府開一個記者會，原先我是同意的，我想這樣也可以和民眾講清楚。但是後來競選總部經過評估之後建議不要召開記者會，因為選情緊繃，事情愈單純愈好，建議改採我和副總統各別用錄影的方式，簡短的向國人講話，表示我很安好，請大家放心。晚上回到官邸時，連戰說要來看我，人已經到了接待室，宋楚瑜則要去看副總統，但當時由於林義雄主席正在官邸裡面，所以告訴連戰時間不方便，並謝謝他的關心。320勝選第二天是投票日，在投票所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陪同，離開前我特告訴馬市長，不管誰輸誰贏，晚上的秩序一定要維持好，他說：「我一定會親自坐鎮指揮」。我相信，當時馬市長應該認為他們一定會贏，所以他會親自坐鎮指揮。但我心裡想的是，「我一定會贏，到時候你們可不要亂才好」。那一天，就是贏的太少，所以才會有府前的抗爭。這麼多年來，他們到現在還一直在講「三一九」，不過至少已經不再講「做票」了，原先他們在開完票後先講的是「做票總統」。中國國民黨一直以為他們會贏，覺得二０００年是「三腳挐」，因為分裂才讓我漁翁得利。二00四年在他們眼裡是二０００年的延長賽，就好像某些國家的第二輪投票。二00三年四月連宋正式「送作堆」，當時「中國時報」的民調，指連宋有五十一%的支持度，我只有二十六%，是人家的一半。那時我兼任民進黨主席，二00三年六月在世貿大樓舉辦「執政興革座談會」，會上砲聲隆隆，大家對我和整個執政團隊有很多的批評，普遍瀰漫著失敗主義、悲觀的論調。當時我講了一句話，我說：「大家不要看我一時，也不要把我看扁了」。美國在二００三年三月發動對伊拉克的反恐戰爭，四月台灣爆發SARS，直到七月尚未從疫區除名，國際與國內的局勢都很亂。由於整個氛圍十分詭譎、險峻，因此我在七月分三梯次邀黨籍立委餐敘，和大家精神講話，我告訴大家，雖然我們是執政黨，但我們打選戰不能採守勢，要採攻勢，必須化被動為主動，主動出擊，主導議題、鼓動風潮、創造時勢、反守為攻，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九月民進黨黨慶，我提出「公投新憲」的議題和訴求。九月初，台聯在台北市舉辦的「正名制憲」遊行相當成功，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更凝聚、更團結，因此我提議民進黨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再辦一場遊行，於是「全民公投、制定新憲」的大遊行和晚會在高雄登場，參加的人數號稱二十五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一場的群眾活動，聲勢從此上揚。十月二十八日左右，民進黨內部做的民調，我已經贏了對手一個百分點，這是連宋合作以來從未有過的，之前我們都是一路輸。幾天後，我過境訪問美國，十月三十一日在紐約領取國際人權獎，這是台灣國家元首第一次在紐約公開演說。十一月五日，出訪回程由巴拿馬前往阿拉斯加，就在參加阿拉斯加州穆考斯基州長(Frank Murkowski) 的午宴途中，「中國時報」發表的民調，我首度贏對手一%，
印證不論是我們自己內部或媒體所做的民調都是相同的結果。從二00三年的四月，我們的支持度只有人家的一半，經過六個月的時間，我們終於有機會超越對手。象徵著二00四年這一仗，我們並不是穩輸的，我們是有贏的機會，雖然可能贏不多，但大家不應該這麼悲觀，不要這麼軟手軟腳。事後也證明，民調贏一個百分點，實際得票確實也只贏這麼少，這個結果早在投票前半年就已經決定了。另外，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每一家電子媒體都進行所謂的「出口民調」，後來全部不敢公布，因為全部都錯，他們私下曾告訴中國國民黨會贏五至六%。！更令人不可思議，剛開始開票，我們一路輸，甚至開票沒多久，我們就輸三十幾萬票，對手已經得票高達七百萬票。後來幕僚打電話告訴我，那是各家電視台自己在「灌票」，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選舉開票有所謂「灌票」的情形。整個開票的過程中，反而是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視沒有「灌票」，平常我從來不看中視，因此轉到這個頻道來比較，看到我們始終贏一點點，雖然贏的不多，但心裡總算踏實些。同樣的道理，因為電視台不斷灌票，連宋陣營從頭到尾一直存著必勝，甚至是大贏的期待，結果事與願違，突然從雲端上掉下來，情緒上當然不能接受，部分電視台不負責任的做法，真的是害死人！「意外」輸了之後，又發現廢票有三十多萬票，為什麼比過去多這麼多，馬上就認定是「做票」，這種不實的指控就是這樣來的。但大家都忘了，為了杜絕賄選，那年總統大選有效票的認定標準修改的更嚴。過去戳記蓋在人頭上，蓋在號碼上，只要能夠明確的認定是投給哪一個候選人，都算是有效票。但「總統副總統選罷法」在二００三年底修改後，一定要蓋在圈票欄之內，蓋在其他地方，一律被列為無效票。經過全面的驗票，在三十多萬的廢票裡面，可以很明確判定其中三分之二是投給我，如果真的要「做票」會做成這樣嗎？「做票」的指控完全是隨便講講，但我卻揹了幾個月「做票總統」的黑鍋與污名。本來我想透過中選會行政驗票，但沒想到他們立刻提出司法驗票，要查封選票。但要司法驗票，必須先提出到底是哪個投開票所、那個票匭有問題，必須舉證才能驗票，但中國國民黨根本提不出具體事證，但我不願意因此衍生出更多無謂的糾紛。既然沒有做票，更不怕驗票，因此我同意對方不必舉證，由司法單位全面驗票。在驗票的過程中，對手不斷對外放話，說這裡如何又如何、那裡怎樣又怎樣，企圖影響社會視聽。同時對有效票的認定極盡挑剔之能事，我們都盡量給予尊重，最後經過選舉無效的官司，兩萬九千多票被嚴格扣除了一萬多票，我們還贏了對手一萬六千多票。但不論如何，再也沒有人敢說我們「做票」。我對這個社會還是有信心的，我對全國二十多萬的選務人員更是有高度信心。321騷亂三二0那天晚上，連宋的支持者佔據了凱達格蘭大道後就不走了，一直到三月二十六日中選會正式公告我當選總統，從一開始指控我「做票」，後來又說「三一九槍擊」是自導自演，還有人冒充現役軍人要求國軍「揭竿而起」。中國國民黨更明示、暗示要求美國介入，認定我是「假總統」。這段期間簡直是驚滔駭浪、千鈞一髮，對台灣民主的進程，對台灣民主的鞏固與深化，尤其經過二０００年完成政黨輪替和二00四年激烈的選戰，這一次是最嚴酷的挑戰。尤其是中國國民黨的相關做為，完全是赤裸裸的希望透過非法定的程序、透過體制外的手段來奪權。一方面，連宋陣營提出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這兩項訴訟都必須等到中選會公告當選之後才能啟動。但另一方面泛藍陣營又聚眾攻擊中選會，企圖阻止進行公告，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但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愈亂愈好，最好整個選舉都不算數，直接宣布重選，但真的能夠這樣嗎？好像只要霸佔住凱達格蘭大道，只要有媒體不斷幫腔造勢，就可以癱瘓政府，就可以把政權奪回去？這樣的想法不但天真更是一廂情願。當時的憲兵司令余連發真的非常的辛苦，那幾天全都住在總統府的地道，親自坐鎮指揮，守住總統府。期間我曾經邀請五院的院長到總統府茶敘，當三月二十七日抗爭平和落幕後，我也正式開了國際記者會。這段時間，有人說「武昌革命」的號角已經響起，
呼籲大家衝進總統府，也有人透過網路，教導大家要如何衝進政府機關，其中包括中選會。還有人號召軍警人員站出來，揭竿起義，更有過去卸任的高級將領、立法委員說：「軍人有選擇三軍統帥的權利。」只因為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情緒發洩，幾乎將法律和體制視為無物，但我們都願意對這些採取最寬容的態度，因為台灣的民主還很年輕，很多事情需要時間的沈殿與反省。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各種情境，我們可以很欣慰的說，台灣社會真正上了一堂民主的課，就好像打疫苗一樣，剛開始可能有一些不適應，但日後就可以完全免疫。四月份，我陸續從不同的管道得知，軍方的大老，尤其是一些陸軍的退休老將有一些串連的動作，包括國防部湯曜明的住院，都是相關人士勸說與操作的結果。甚至有人明確去找參謀總長李傑，要他跟進稱病住院。當時我真的不相信，但後來經過求證幾位當事人，李傑部長親自證實。李傑部長先是口頭、之後寫成書面的報告，其中有五點清楚的交代：一、二００四年的三月二十三日，曹文生先生來電，希能於次日來部會見。二、二０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曹先生依約來部會談。內容：對此次大選仍有諸多不公之事，已經和諸位軍系大老研商，建議總長亦能藉病住院（湯前部長因眼疾住三總），對當局形成壓力。三、同日上午，羅（本立）前總長參謀來電，希安排當日來部會見。四、經考量當時社會已十分動盪，國軍必須嚴守軍隊國家化，不宜涉入政治紛爭，恪遵行政中立的基本原則，故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於當日下午電話聯繫曹先生「上午所談之事，歉難照辦」。五、同時亦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回電羅前總長參謀，請其向羅前總長報告，若所談之事是與曹先生相同之事，個人已有決定，歉難照辦，羅前總長即未再來電，亦未再要求會見面談。另外，我去請教湯部長及幾位軍方的人士，問他們知不知道這回事。我非常訝異，什麼時代了，還有人存有這樣的念頭，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還好是五二0之前得到報告，獲得證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在「三一九槍擊事件」後，我一直在想，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不只震驚國內，也震驚全世界，總統、副總統在競選期間同時中槍，如果都沒有人負責，會讓全國人民覺得不可以原諒，國際社會也會看笑話。我一直隱忍到三二七府前的抗爭告一段落之後才做處理，因為從三一九到三二七是非常敏感的時刻，政局非常不安，我們必須凝聚內部的力量，特別是中國當時說：「如果台灣內部自己控制不了，中國不會坐視不管。」似乎有相互唱和之勢。三二七之後，我就決定調整國安局長蔡朝明及侍衛長陳再福的職務。侍衛長就坐在車子前面，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擋風玻璃的彈痕，還好子彈沒有打進去，如果在第一時間不知道子彈射入，要急救都不一定來得及。身為侍衛長對於發生在眼前的事卻毫無警覺，對於整個總統、副總統的維安處理、現場證據的保全，確實反應太慢，這些或許都不是故意，但做為特勤人員確實有失職守，相關人員必須予以行政處分。在最快的時間，我約見了蔡朝明局長，指示他由軍事情報局長薛石民接掌國安局。後備司令的缺我想到陳體端，大家都知道他是湯部長的愛將，我主動告知湯部長。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日小軍談，湯部長對於我的主動告知，非常訝異，也非常感謝，但是湯部長也告訴我一句話，陳體端接不接，還看未來的國防部長是誰。「三一九槍擊案」發生當晚，我從台南回到台北，湯部長曾經到松山機場接我，並與我一起回到官邸，我們做了一些內部意見的交換，特別是中槍之後，第二天就要投票了，兩岸局勢必須做一些了解。當時，戰備並沒有提升，一切如常，但我還是提醒不能有任何的大意。隔天投完票，三月二十一日就傳出湯部長向游院長請辭，並以眼疾為由住進三總。
在此之前，湯部長早就和我多次提到他眼睛方面的毛病，所以起初我並不覺得意外，也以為可能是遇到選舉，這段時間非常辛苦、忙碌，因此希望在選後能夠做一些治療。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三二0之後，有如此的選舉紛擾、府前抗爭，他竟然在這個時候向院長請辭。過去他幾次和我表示辭意，當然每次的動機與原因並不完全一樣，包括於總長和部長時代都曾有過。他每一次提出，我都予以堅定的慰留。但比較奇怪的是，這次他沒有向總統請辭，卻是向行政院長請辭，是院長告訴我的。我知道之後，想到自己現在受傷，不宜到醫院去看他，因此，二十二日我請院長代表我去醫院慰問他，而且要強力的慰留他。然而，湯部長還是兩度透過軍事發言人室表示他的辭意，因為治療眼疾必須住院，這是可以理解，但在最需要的時候，最關鍵的時刻，國防部長堅辭，而且他的請辭是要做到五月十九日，如果是這樣，又不是立即要離開，為什麼要提前做這些動作？過去我每一次都親自召見慰留，這次我則沒有再慰留他，所以他也瞭解到這次是辭定了。這就是為什麼當我提出陳體端接後備司令時，他會問我接任國防部長的人選。我也問他：「你覺得誰來接部長比較適合？」他特別提到，參謀總長李傑應該要和他同進退，他推薦曹文生來接國防部長。我對曹文生的了解非常有限，知道他從前曾擔任李前總統的侍衛長，後來李前總統卸任，他仍然忠心耿耿的跟著他，同時，一般外界也沒有什麼負面的評價，所以我對曹文生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我也問過李前總統這個人怎麼樣？四月初我就在官邸約見曹文生，與他談了很多，他已經是我新任國防部長的內定人選。之後，聽到有關串連軍方高層佯病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報告，而且從三二0到三二七這段時間，曹文生竟然參與了這件事情。特別經過求證、打聽、包括請湯部長去瞭解，他也向我證實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對我來講，既然已經獲得證實，什麼都不用說了，這個人事案當然不算數，也不可能算數。湯部長也告訴我，「就當作我沒有推薦」，他要撤回他的推薦。後來，我決定用李傑做國防部長，有人警告我李傑控制不了軍方，他若做部長，人家一定不聽他的，未來會非常危險。我問過李傑：「控制得了軍方嗎？」他說，沒有問題。事實證明確實沒有問題。過去在中國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同樣是槍桿子出政權，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不但是黨的中常委，更要是自己的親信，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實現軍隊國家化，任何人擔任部長或總長，不需要靠個人的關係，也不是憑對個別政黨的效忠，一切按憲政體制法律的規定辦事。我真的沒辦法想像，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當曹文生去找李傑總長，如果李傑一口答應了，也藉病住院，甚至請辭，其他三位副總長也全部跟進，整個軍方的領導中樞發生全面的動搖與變化，將會是什麼情況？當然這不是大家所了解傳統的用武力、開出坦克車、大砲所謂的軍事政變，但是用這種非武力的、違反憲政秩序的手段，要來對政府形成政治壓力，這是否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柔性政變」，就留待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自己去判斷。327落幕三月二十一日，我贏得大選後的第二天下午， AIT處長包道格來看我，這是在選前就約好的。我特別把傷口給他看，表示確實受到了槍擊。包道格提到，選前還未發生槍擊案之前，他就預期我會小贏，他們的情報顯示我將以三萬票的差距連任成功。當時我告訴他，我真的沒辦法接受府前抗爭的陣營說我是「做票總統」，這樣的污衊和扭曲，我完全無法接受。台灣已經這樣的民主化，選民的水準這麼高，而且選務工作也已完全標準化，二十萬的選務人員各司其職，從領票、投票、開票、記票，每一個動作環環相扣，想要做票，根本不曉得要從何做起，又有誰會幫我做票？二十萬的選務人員，不是公務員，就是老師，這些人藍綠都有，甚至藍營可能比綠營要來得多，不要說二十個，只要有兩個人站出來指證歷歷，說政府要我「做票」，我還臉繼續做總統嗎？人民可能接受民進黨再執政下去嗎？二十萬的選務人員沒有人有任何的指控，所以說沒有的事情就是沒有，不存在的事情就是不存在。
但因為票數這麼接近，我們必須杜悠悠之口。因此當時我就告訴美方，願意接受全面的驗票，只要能用最快的速度確定雙方的得票數，不論是行政驗票或司法驗票，我都不排斥。對美國來講，布希總統在二０００年第一次參選，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爭議，最後也是透過驗票和司法途徑來解決。民主法治的國家，對任何的爭議，都必須透過法定程序來處理，不可能用非民主、非和平，甚至是體制外的手段來達成。當時大家疑惑為什麼美國沒有在第一時間拍發賀電給我們，後來我們才知道，美國一直以為台灣的法律和美國的法律是一樣的，如果選舉有紛爭，沒有法院的判決，是不可能決勝負的。為此，我們把台灣相關的法律告訴美方，只要中選會正式公告當選，就是當選，如果有爭議，要採取司法途徑，在司法確定之前，當選的總統一切作為仍然是有效的，這是台灣與美國制度不同的地方。美方瞭解我們的法律規定後，很快的包道格就告訴我們，只要三月二十六日中選會一公告，美國的當選賀電就會過來。這也是為什麼對手、一些相關的團體、人士，在抗爭的最後階段要號召群眾去包圍中選會的原因。二十六日中選會做出決定，並且要公告，那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當時中選會不公告，美國的賀電不可能來，而府前的抗爭更不可能在二十七日平和落幕。當時，如果美國的賀電沒來，整個台灣的政局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演變，是不是會如同中國所講的，「你們台灣自己控制不了，我們就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管」，是不是讓人民解放軍、共產黨有一個藉口？我想各種可能都很難講。藍營的一些人士聚眾衝進中選會，要阻擋中選會做決定，阻止中選會貼出公告，為了不讓當選公告被貼在佈告欄上，他們多次衝撞中選會，甚至中選會的委員最後都不敢從正門離開，改走地下室，由其他各種方式才能回家。當天，公告貼了好幾次，一貼就把拿下來，甚至沒辦法貼在公告欄上，所以包括中選會主委黃石城都已經下班回去了，當天晚上公告的法定程序還沒有正式完成，只要能貼上去，一照相，縱使事後被撕下來，就算完成，但是連這樣的程序都沒辦法進行，因為這些人百般阻擋與衝撞。對於這些衝撞滋事，我們非常低調，不希望出現流血，但是中選會必須要完成法定程序，美國在等這樣的結果，後來終於完成了公告。所以當天晚上，美國恭喜當選的賀電就來了。美國的賀電對於整個政局的穩定、尤其是府前抗爭的落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當時外交部希望不要做新聞處理，認為美方發賀電後，媒體自然就會報導，不必再發新聞稿，他們擔心抗爭的群眾就在外交部旁邊，萬一處理了美國白宮賀電的消息，群眾會衝進外交部，基於外交部的安全，建議不要主動處理。這種說法非常阿Q，也非常不負責任。最需要的時候，部長沒辦法站出來，最關鍵的時刻，無法正確評估到美國政府賀電的重要性，還找各種的理由做為遁詞，這是完全不能原諒的。因此我下定決心，簡又新部長非換掉不可。五二0有就職大典，既然要撤換外交部長，不能拖到五二0之後，必須在就職前馬上做人事安排，因此由陳唐山取代簡又新，開始為籌備五二0大典及友邦的邀訪預作準備。美方不但給我們賀電，五二0就職大典上，也派出祝賀團，由台灣的好朋友，過去在台灣威權時代追求民主化過程中給予我們支持的李奇(Jim Leach)資深眾議員擔任團長，他也帶來了布希總統寫給我的親筆賀函。這封信是布希總統在五月十七日寫的，他稱呼我為總統，恭喜我第二任就職，非常的友善，也代表羅拉向我祝賀。泛藍提出的兩件選舉官司，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之訴，最後定讞已經是二00五年夏天以後的事，整整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用心良苦的一路忍下來。在野陣營他們對整個選舉、包括「三一九事件」所有的疑問，很多是非理性的，是完全不負責的。我們的支持者都不敢穿助選的衣服，選贏的人不敢慶祝，我們也寧願不要慶祝，讓他們去宣洩，我們願意採取比較理解包容的態度，不願意強勢為自己辯護，以免拉高對立，我們積極的尋求化解危機。對於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包括「三一九槍擊事件」，一切讓事實去講話。事實最重要，沒有的事，你再怎樣瞎掰，怎樣去編造，都是徒勞無功的。就像他們說三一九晚上有小護士投訴說槍傷是假的，
送到奇美醫院是早就安排好的，請問那位小護士人在哪裡？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小護士，奇美懸賞千萬，而且保證不影響她的工作，應該早就站出來了嘛！何況奇美詹啟賢院長於二００八年總統大選，全心全意的幫馬英九輔選，如果當時有做假，為什麼詹院長沒有出來爆料？還好，驗票在五二0之前就結束，我們還是贏對手，這樣我才有這個面子去就職，也才有十五個友邦元首，那麼多人第一次齊聚一堂，來給我們打氣，給我們支持。當時，有人主張應該先進行調查。但是以在野陣營他們不接受錢復，一定要弄個真調會，繼續進行政治鬥爭、奪權鬥爭，如果一切要等到調查出結果，要等真相大白，五二0也不必就職了，可能到現在我也不能就職，甚至到二00八年也不可能真相大白。只因為選輸了，又輸的這麼少，希望透過各種的可能，這項不行，找下一項，這次不可能，希望下次有可能，要來力圖翻案，結果把國家把社會搞成這樣，這是我對整個事件感到非常難過、非常遺憾的地方。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