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中案與台灣媒體改----林怡廷(轉貼)


09/08/2012 17:22:52 由 陽光時務 發佈
  旺中案,引發台灣社會對於各種媒體議題的討論。從反壟斷、新聞倫理、NCC的決策與監督、記者勞動權、商業機制導致言論單一化等,無論聚焦失焦,偏離或正軌,旺中案的發展,都像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體現台灣媒體的重重困境。

  2012年7月31日,一個行進緩慢的颱風前哨,早上十點不到,台北民權大橋下的中天電視台前,聚集了七百多個穿黑衣的學生們,黑色T恤上有各式各樣的主張:反核歸零、毋忘六四,以及爭取百分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頭像。但他們全為同一件事前來:「我是學生,我反旺中。」
  由學生自主在臉書發起,台大、成大、清大、輔大等廿八個學校社團加入,短短二十六小時吸引一萬六千多個臉友按讚,七百名學生到場的抗議行動,砲口對向甫被NCC以附帶條件通過併購案的旺中集團。

  這是1988年報禁解除以來,18年的媒改運動中,第一次集結這麼大規模的學生,對單一媒體集團提出訴求。

  纏鬥十八個月,原本僅由黃國昌、管中祥等學者呼籲,今年二月學術界加入「拒寫中時」運動,都還止於專業人士關心的旺中案,卻在NCC有條件通過併購案之後,戰場意外蔓延開來。蔡衍明旗下的旺中媒體在短短數日,迅速成為全民公敵..........。
當媒體大到不能罵  2012年7月25日是台灣傳播史上值得被記上一筆的日子。傳播學者蘇蘅,在卸任NCC(國家通訊委員會)委員前一周,以3項停止條件和25項附加條件,快速通過這個因高度爭議拖延了十八個月、總金額高達新台幣700多億元、亞洲近五年最大宗的媒體併購案。
  旺中若取得11個有線電視系統的中嘉集團,加上原本規模,蔡衍明可以同時擁有媒體的上游頻道及下游通路,掌握台灣近三分之一的收視戶,從米果大亨變成名符其實的媒體大亨。NCC為了防止併購案導致言論過於集中化,設下許多條件,規定旺中必須切割中天新聞台,並將中視轉為非新聞台,意即未來不可控制輿論,但隔天即遭集團發言人回絕。
  7月27日,NCC通過旺中案後兩天,旺中旗下媒體傾全力獨家報導「反對媒體壟斷學生行動聯盟」走路工(編者註:指被收買從事不法活動的人),隱射此事與反對旺中案的學者黃國昌有關,並以《中國時報》A2版大幅刊登《時報周刊》狗仔隊拍到黃國昌亂丟菸蒂的照片。
  下午黃國昌出面召開記者會,表示對走路工「毫無知悉」,並為丟菸蒂的不良示範道歉。現場中天、中視派出三組人馬,輪番對黃國昌發問將近一小時:「有沒有發動走路工?」「你是不是應該主動調查誰在發動走路工?」「你涉入走路工疑雲是否已讓中研院蒙羞?」,進而質問黃國昌,因為他的反對,讓中天新聞台五百多位員工要被賣掉,「請問您很有成就感嗎?」
  就這樣,當天旺中旗下媒體全力開戰,總計一家有線電視台,一家無線電視台,一個週刊,一個狗仔隊,兩家報社,一個電子報網站,用跨媒體、跨時段、新聞重播、名嘴輪番上陣來質疑:「反旺中活動爆走路工,黃國昌你沒責任嗎?」
  不具一般新聞價值,非公眾人物的學者被狗仔跟監,再加上資源極度不對等的報導,讓網友們一片嘩然,反旺中集團的怒火迅速被點燃。

外部壓迫異議者  憤怒的網友和媒體共同循線追查,發現一家「黑彩人力」的派遣公司,透過臉書以一人六百元召集學生,幕後委託者是致理技術學院進修部學生會前會長。網友在新聞畫面的三秒鐘,發現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從學生隊伍中跑出來,再加上他在致理技術學院任教的合理連結,被網友迅速制成圖表,暗示旺中自導自演製造假新聞。

  清大學生陳為廷和無數網友一樣轉貼這張圖表,卻被旺中媒體公佈學籍、及今年初曾為民進黨籍立委參選人楊長鎮助選的個人資料,副總編輯林朝鑫堅持提出告訴,宣稱除了維護個人清譽外,還要「透過司法揪出幕後黑手」。
  旺中媒體集團每一個動作,都將戰場推深一哩,拿學者和學生開刀,讓輿論像點汽油彈般轟然爆發。
  知名導演王小棣發出:「你好大、我好怕」抵制旺中集團的聲明,短時間內串連許多網友的支持。幾天後,態勢越演越烈,知名作家張大春、陳芳明、柯裕棻、鴻鴻、馬世芳、米果,先後聲明拒絕再為旺中媒體供稿。張大春刪去中時部落格中八百篇舊文,僅留一篇《祭高信疆文》,而作家張娟芬發表的《罵幹的方式》,三天吸引八千多位網友轉貼。

  「旺中自己坐實了我們先前的憂慮:媒體壟斷所造成的言論單一化,而且把抽象概念化為具象,在我們的周邊活生生上演。」長期關注旺中案的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說,十八年的媒改運動講得再多,都沒有這一次讓大眾有切膚之痛。
  但事實上,旺中集團挾媒體資源對付異議者,並非新鮮事。2009年,旺中集團就曾在各報頭版,刊登三位反對通過併購案的NCC委員陳正倉、鍾起惠及翁曉玲的照片,近似獵人頭的半版廣告,指稱其「違法」、「濫權」、「瀆職」,也對公開批判及報導的七位學者及記者,寄出存證信函,揚言一周內道歉否則提告。
  管中祥回憶,最初學者們反旺中併購案,單純是擔心媒體壟斷走向言論單一,侵蝕民主根基,直到收到存證信函時才驚覺經營者的適格性問題,「台灣傳播史上始有所聞。」

  今年四月,關切旺中案的民進黨立委葉宜津,及國民黨立委羅淑蕾,也都遭到旺中旗下媒體的輪番轟炸。
  2008年蔡衍明接手後,旺中集團對付異議者的標準流程,就是先用自家媒體版面批鬥,輔以集團律師提告達到威嚇作用,然後碰到輿論壓力再軟化。731抗議那天,現場一名政大法律系學生便高喊:「法律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不要以法律作為威脅。」

  過去黨政軍控制媒體,頂多控制輿論,箝制思想,現在卻是媒體集團利用巨大資源優勢,與平民百姓鬥爭,是齣大鯨魚吞噬小蝦米的戲碼。

商場邏輯 媒體經營  蔡衍明的爭議作風不僅是對外,2008年接手《中國時報》後,用經營績效讓公司轉虧為盈,再對內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漸改變中時的企業文化。

  2010年因不滿置入性行銷風氣不減反增,「乘著噴射機」離開中時的資深記者黃哲斌回憶,蔡衍明剛入主時很懂得放下身段,「他常說自己買報是意外,很多地方不懂大家要提醒他。」但同時,蔡衍明也很積極向內部灌輸自己的媒體觀及政治立場。
  蔡衍明認為旺中媒體要多鼓勵馬政府,網路上流傳的蔡老闆嘉言錄是這麼說的:「中時不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因為公司老闆不好,你應該做的是離開公司,而不是批評老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來的老闆,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批評。」而他也覺得置入性行銷的禁止,是「不讓我賺光明正大的錢,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這些廣告有危害到國安嗎? 」
  黃哲斌觀察,蔡衍明是聰明精明的商人,卻沒能真正理解媒體的本質,以及一個媒體經營者必備的公共責任,再加上個性好鬥,當外界對他不友善的時候,就很容易用商場上的邏輯,以霸氣和資源將對方壓倒。

內部箝制新聞自主  台灣沒有中宣部,旺中媒體沒有審讀室,審查不是明文規定,而是每人內心的潛規則,而這些潛規則,透過這幾年內部的整肅、調動逐漸形成。

  「據我知道,華盛頓郵報事件以來,蔡衍明會很在意高層挺不挺他,用這來決定人事異動。」黃哲斌看到,這樣的風氣之下,讓少數具爭議的中階主管競相表態博取歡心,他想像三年後的中時,在蔡衍明這樣的用人哲學下,只會劣幣驅逐良幣,讓中時更糟不會更好,「甚至可能走到影響力徹底式微,像現在香港的《大公報》或台灣《新生報》。」
  「這次黃國昌記者會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天、中視記者不斷質疑黃國昌,高層大力稱讚,但對沉默的中國時報記者則興師問罪。」5月1日被中時以「業務緊縮」為由資遣的言論版資深編輯蔡其達透露。
  根據蔡其達的臉書轉述,這位年資尚淺的女記者後來的報導,被上司修改到偏離原意並掛名刊登,被憤怒的網友譴責為墮落的「幫兇」。在新聞生產的流程中,記者毫無權力決定新聞稿如何被下標及刊出,卻必須因掛名而承受壓力,新聞自主嚴重受到侵犯,根據公視PNN披露,中時內部有主管建議「戰鬥稿」不要讓記者掛名,避免專業形象毀於一旦,但中時員工對外依舊一片噤聲,格外小心翼翼。
  「以前同事們還敢在臉書開主管玩笑,現在什麼都不敢說。」蔡其達認為他的資遣事件是大家心理轉變的關鍵,一位基層員工也同意,現在的中時有種「不自由」的氣氛,分水嶺就是蔡其達被資遣的事件,「現在我和同事就不大討論公司的事。」即便最近鬧得如此大的風波,同事間也當作沒事,一切為了明哲保身。

尊嚴靠自己爭取  1988年在中時主跑勞工線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等人,為了組工會不惜和余家槓上,最後一一被開除。雖然中時工會已經解散,但鄭村棋對照今昔,認為現下的社會輿論一面倒向基層記者,加上新媒體興起,抗爭條件都比當年有利,「當初我們被余紀中封殺,用自家廣告批鬥,主流媒體完全漠視,只有《美華報導》報導,但我們還是繼續組工會抗爭。」

  1994年「自立」經營權易主,自立記者陳銘城串聯工會總幹事王幼玲的內部組織,及外部同業聲援所發起的「搶救自立」行動,以高度新聞自主的堅持,主張簽訂《編輯室公約》的自由氣氛,似乎已不復返。「自立的薪資待遇只有聯合、中時這種主流大報的2/3,會進去的是理想性和自主性較高的自由派,對於編輯台平權和言論自由非常珍惜。」陳銘城回憶。
  當時主跑勞工的記者王幼玲,自己組織工會,除了替同事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還會定期舉辦聚會聯絡感情,和中時工會的結構不同,自立報系編輯部共一百多位的同仁,有九成加入工會,「總編輯、中階幹部等都和大家同一陣線,所以凝聚力很強,」王幼玲說。而這也是自立內部能量之所以能迅速凝聚,回應問題的關鍵。
  當初新經營者還沒接手,記者們就已經準備好《編輯室公約》要求資方簽署以保障新聞自主。後來陳政忠想撤換總編輯,編輯部更全數否決他們心中認為不適任的新主管,並且有辦法每天佔領不同版面,刊登與資方對抗的新進展,一共抗爭了六十幾天。
  雖然還是失敗,甚至當初盛傳自立記者成為業界的黑名單,只能到處流浪,但陳銘城和王幼玲依舊自豪,「至少我們樹立一個典範。」相較之下,報禁解除後的媒體工作者,比禁忌的年代更加保守。
  蔡其達和黃哲斌都認為,這幾年台灣媒體整體市場胃納量不夠,卻又面臨徹底自由化的過度競爭;近年廣告投放量位移到中國,台灣本地歷經產業蕭條。雙重衝擊之下,工作機會被放在很前面是可以理解,不應對這些留守的員工太過苛責,「這樣的環境,不大可能有大的作為。」經歷過一樣的煎熬,蔡其達因理解而悲觀。

  但黃哲斌認為,現在中時內部,有點因為被外界沒有區別的指責,感到委屈而陷入動彈不得的困境,「講到底,大家都太少跳出來,從局外人、社會大眾的角度來回看自己。」
  他對照韓國電視台的集體罷工,認為作為眾多被壓迫的個體,只能抱怨,卻沒有組織的動能,和集體抗爭的風氣是可惜的。黃哲斌更願意期待內部的聲音出現,「如果有,到時我一定會跳出來幫忙。」

  而當初因「搶救自立運動」而衍生成立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也宣布在九一記者節發動遊行,並且將轉型成記者工會,實質將為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主的空間,及合理的勞動權益。

媒改關鍵時機 公民社會如何回應
  旺中案,引發台灣社會對於各種媒體議題的討論。從反壟斷、新聞倫理、NCC的決策與監督、記者勞動權、商業機制導致言論單一化等,無論聚焦失焦,偏離或正軌,旺中案的發展,都像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體現台灣媒體的重重困境。

  管中祥在臉書評論台灣媒體界發生了寒蟬效應, 他觀察到,相較於1995年他們發起「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十七年後,壟斷問題依然存在,過去對抗的黨國並無瓦解,現在還加上資本的共謀,某種角度來看,情勢更形險惡。
  許多媒體故意隱而不報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失蹤案」,以及旺中案的刻意缺席,都可隱隱看到台灣媒體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下,曖昧的中國因素如何透過商業,無色無味無形影響台灣受眾的訊息接收。
  中時前社長王健壯、時報週刊總編輯夏珍紛紛為文,放軟姿態意欲止戰,中時總編輯張景為也公開回應,旺中集團總裁蔡衍明欣然接受外界的批評。
  首先挑起戰端的旺中集團,以集中化的傳統媒體巨獸,對上了正發展蓬勃、靈活而分散、深具游擊性格的新媒體。步步戰,步步錯到今日的田地,是否能靠幾篇文章,就讓以新媒體集結的大眾動能退散,試圖船過水無痕?
  面對懸而未決的旺中併購案,十八年來未完成的媒體改革,更緊縮的市場環境,以及當下更惡化的新聞倫理病徵,這些長年未解的結構性問題表明公民社會恐怕不該就此輕易撤守。
  台灣的公民社會必須要有耐力,思考政府、媒體、公民三者的關係,努力讓媒體重回民主體制中具有公信力的第四權角色,才有機會在這個難得的關鍵時刻,讓改革多走一哩。
本文來自: (陽光時務) 原文連接:http://www.isunaffairs.com/?p=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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