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外生活 ---胡宗駒
40年一覺記者夢(二十一)
大約在紐約工作了約半年後，我又增加了一項新工作，就是替中央社駐聯合國特約記者轉發新聞，那項工作曾給我很大的挫折感，逼得我在邊學邊做的過程中又向前邁了一步。
自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中央社前駐聯合國特派員林徵祁被迫離開了聯合國外籍記者圈，只好聘請了一位外籍記者為中央社兼採一些台灣關注的聯合國新聞，由這位記者每天將新聞在電話中唸給中央社紐約分社記者抄錄下來，轉發到總社，至於那些新聞可以發表，那些只能供作參考消息，完全由總社決定，而在我的記憶中，那時聯合國幾乎沒有什麼能鼓舞台灣民心士氣的好消息，在當時台灣的環境下，大部分的聯合國消息都只能作參訊。
在沒有被外派之前，我曾被譽為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少數接聽電話抄錄新聞的快手之一，許多為了搶發新聞，從採訪現場打電話回社發即時新聞的同人，常常要求由我們這少數幾位快手替他們抄錄新聞稿，主要是因為當他們逐字唸完手上的新聞稿時，我們這些快手也已完整錄下了他們的文稿，他們不但不必一再重複唸稿，而且我們還能幫他們梳理文稿，使新聞稿讀起來更順暢。
但在紐約分社，我幾乎可說英雄無用武之地，首先是那位聯合國特約記者的英語口音並不清晰，頗似東歐人咬著舌頭講英語，其次是他好像並不是寫好稿後才來電要求抄錄，所以常是結結巴巴唸了幾段後，突然說全稿作廢，必須另外再起頭開始唸稿，因此猜想他可能為了圖省事，拿到聯合國發布的新聞稿後，順手隨意唸幾段讓中央社發稿，再者，接聽他報新聞時，我必須把話筒夾在肩上，歪著頭打字，非常吃力，話筒滑落時，必須趕快撿起來，繼續接聽對方唸稿，所以常弄得手忙腳亂。
有好幾次，我實在聽不清楚他唸的是那一個字，例如 hegemonism之類，不得已必須請他逐一拚給我聽，弄了幾回，他也不耐煩了，乾脆就問我: Mr. Hu, can we meet halfway? 他的意思是他要從一大道的聯合國走出來，沿著42街走，我則由中央社紐約分社所在的三大道42街口往東走，兩人在半路碰面，他把寫好的新聞稿交給我，帶回來發稿。我們用那種方法的確減少了許多彼此的困擾，不過我常在路上邊走邊想，我們用那種方式交稿(請想想看，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日子，兩個裹著大衣，口鼻圍著圍巾，帽子壓得低低的兩名男子，經常在路上交了文件後，轉身往回走，是否有點像間諜電影裡的情節?)特別是在紐約那樣的城市裡，恐怕早已被 CIA 或 FBI的人盯上了。
我不曉得我於1983年離開紐約後，紐約分社是否還是繼續聘用那種特約記者採訪聯合國消息，但我始終認為那種方式幾乎是白花錢，實效有限，那也像中央社在有些國家聘用特約記者採訪同樣沒有什麼作用，因為那些特約記者對中央社沒有歸屬感與責任感，他們可能覺得，一個月拿三、五百美元的稿費，每天隨便供一、兩則消息就夠了，那些消息往往也都是從當地報上抄來的，不費什麼力氣，另方面是他們通常不完全清楚台灣的讀者對那些消息比較有興趣。我後來回總社擔任國外新聞部主任時，更能體會到這種情形。
他們可能把一個月三、五百美元不當一回事，但對那時中央社駐外人員而言卻是一大筆錢，因為那時駐外人員的待遇普遍偏低，以我來說，每月可領到約1300元薪水，房租就去掉三分之一，我因有朋友幫忙租到一戶被紐約市政府凍結房租的老人公寓，算是比較幸運，否則在寸土寸金的大紐約市，房租就有可能占薪水的三分之二。那時坐地鐵用的代幣每枚美元六角，現在已要二元，往東過東河隧道或橋到皇后區、布魯克林區等地，或經由荷蘭隧道往西去紐澤西，每趟索費一元，前不久再訪紐約時，發現已漲為六元五角，當然前後的時光也差了有30年以上。
那時除了住和行的開銷較大之外，物價還算便宜，到超級市場花20元還能抱兩大紙袋的食物和日用品回家；一些大型平價商場內 made in China 的衣服、鞋子等貨品，已逐漸取代了 made in Taiwan的商品，主要是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已漸起飛，不再外銷那些廉價產品，不過大陸貨雖然便宜，但品質奇差無比。我曾以一元買過一把鐵錘，回家敲釘子，才敲兩下就斷了；前聯合報社長張作錦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花六元買了一把電壼，剛買就壞了，雖然可以退換，但一連去了三趟，也只好放棄了。
正因為駐外人員待遇不好，許多有辦法的人，即使貴為處長或主任，也挖空心思把各種開銷報公帳；我曾親眼看到一位處長的太太花了約五百多元在中國城請少棒隊球員吃炒河粉、炒麵後，自己開了一張私人支票付帳，換回一張七百元的收據；另據負責辦報銷的官員說，這位處長每天須駕車過東河隧道上下班，他以20 元買了 21枚代幣(每買20元加送一枚)，拿了一張20元的收據，以後每過一次隧道，投了代幣一元後，再取一張收據，到了月底就可重複報銷；還有一位主任，據說連買每打雞蛋的一元收據都拿去報銷，我實在想不通，報回台北後是如何核銷的?
那時候駐外人員還有一點交際費，照規定是用來作公務連繫的宴客等，但這筆錢實際是掌控在各單位主管手中，他若寬厚，可能分一點給同人作交際之用，否則就只能由他一人支用，因為是否屬公務所需的交際也是由他來核定，在早年那種官僚體系下，作部屬的人頂多也只能"背後罵皇帝"吐吐苦水，連申訴的門路都沒有。
大約在紐約工作了約半年後，我又增加了一項新工作，就是替中央社駐聯合國特約記者轉發新聞，那項工作曾給我很大的挫折感，逼得我在邊學邊做的過程中又向前邁了一步。
自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中央社前駐聯合國特派員林徵祁被迫離開了聯合國外籍記者圈，只好聘請了一位外籍記者為中央社兼採一些台灣關注的聯合國新聞，由這位記者每天將新聞在電話中唸給中央社紐約分社記者抄錄下來，轉發到總社，至於那些新聞可以發表，那些只能供作參考消息，完全由總社決定，而在我的記憶中，那時聯合國幾乎沒有什麼能鼓舞台灣民心士氣的好消息，在當時台灣的環境下，大部分的聯合國消息都只能作參訊。
在沒有被外派之前，我曾被譽為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少數接聽電話抄錄新聞的快手之一，許多為了搶發新聞，從採訪現場打電話回社發即時新聞的同人，常常要求由我們這少數幾位快手替他們抄錄新聞稿，主要是因為當他們逐字唸完手上的新聞稿時，我們這些快手也已完整錄下了他們的文稿，他們不但不必一再重複唸稿，而且我們還能幫他們梳理文稿，使新聞稿讀起來更順暢。
但在紐約分社，我幾乎可說英雄無用武之地，首先是那位聯合國特約記者的英語口音並不清晰，頗似東歐人咬著舌頭講英語，其次是他好像並不是寫好稿後才來電要求抄錄，所以常是結結巴巴唸了幾段後，突然說全稿作廢，必須另外再起頭開始唸稿，因此猜想他可能為了圖省事，拿到聯合國發布的新聞稿後，順手隨意唸幾段讓中央社發稿，再者，接聽他報新聞時，我必須把話筒夾在肩上，歪著頭打字，非常吃力，話筒滑落時，必須趕快撿起來，繼續接聽對方唸稿，所以常弄得手忙腳亂。
有好幾次，我實在聽不清楚他唸的是那一個字，例如 hegemonism之類，不得已必須請他逐一拚給我聽，弄了幾回，他也不耐煩了，乾脆就問我: Mr. Hu, can we meet halfway? 他的意思是他要從一大道的聯合國走出來，沿著42街走，我則由中央社紐約分社所在的三大道42街口往東走，兩人在半路碰面，他把寫好的新聞稿交給我，帶回來發稿。我們用那種方法的確減少了許多彼此的困擾，不過我常在路上邊走邊想，我們用那種方式交稿(請想想看，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日子，兩個裹著大衣，口鼻圍著圍巾，帽子壓得低低的兩名男子，經常在路上交了文件後，轉身往回走，是否有點像間諜電影裡的情節?)特別是在紐約那樣的城市裡，恐怕早已被 CIA 或 FBI的人盯上了。
我不曉得我於1983年離開紐約後，紐約分社是否還是繼續聘用那種特約記者採訪聯合國消息，但我始終認為那種方式幾乎是白花錢，實效有限，那也像中央社在有些國家聘用特約記者採訪同樣沒有什麼作用，因為那些特約記者對中央社沒有歸屬感與責任感，他們可能覺得，一個月拿三、五百美元的稿費，每天隨便供一、兩則消息就夠了，那些消息往往也都是從當地報上抄來的，不費什麼力氣，另方面是他們通常不完全清楚台灣的讀者對那些消息比較有興趣。我後來回總社擔任國外新聞部主任時，更能體會到這種情形。
他們可能把一個月三、五百美元不當一回事，但對那時中央社駐外人員而言卻是一大筆錢，因為那時駐外人員的待遇普遍偏低，以我來說，每月可領到約1300元薪水，房租就去掉三分之一，我因有朋友幫忙租到一戶被紐約市政府凍結房租的老人公寓，算是比較幸運，否則在寸土寸金的大紐約市，房租就有可能占薪水的三分之二。那時坐地鐵用的代幣每枚美元六角，現在已要二元，往東過東河隧道或橋到皇后區、布魯克林區等地，或經由荷蘭隧道往西去紐澤西，每趟索費一元，前不久再訪紐約時，發現已漲為六元五角，當然前後的時光也差了有30年以上。
那時除了住和行的開銷較大之外，物價還算便宜，到超級市場花20元還能抱兩大紙袋的食物和日用品回家；一些大型平價商場內 made in China 的衣服、鞋子等貨品，已逐漸取代了 made in Taiwan的商品，主要是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已漸起飛，不再外銷那些廉價產品，不過大陸貨雖然便宜，但品質奇差無比。我曾以一元買過一把鐵錘，回家敲釘子，才敲兩下就斷了；前聯合報社長張作錦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花六元買了一把電壼，剛買就壞了，雖然可以退換，但一連去了三趟，也只好放棄了。
正因為駐外人員待遇不好，許多有辦法的人，即使貴為處長或主任，也挖空心思把各種開銷報公帳；我曾親眼看到一位處長的太太花了約五百多元在中國城請少棒隊球員吃炒河粉、炒麵後，自己開了一張私人支票付帳，換回一張七百元的收據；另據負責辦報銷的官員說，這位處長每天須駕車過東河隧道上下班，他以20 元買了 21枚代幣(每買20元加送一枚)，拿了一張20元的收據，以後每過一次隧道，投了代幣一元後，再取一張收據，到了月底就可重複報銷；還有一位主任，據說連買每打雞蛋的一元收據都拿去報銷，我實在想不通，報回台北後是如何核銷的?
那時候駐外人員還有一點交際費，照規定是用來作公務連繫的宴客等，但這筆錢實際是掌控在各單位主管手中，他若寬厚，可能分一點給同人作交際之用，否則就只能由他一人支用，因為是否屬公務所需的交際也是由他來核定，在早年那種官僚體系下，作部屬的人頂多也只能"背後罵皇帝"吐吐苦水，連申訴的門路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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