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採訪 胡宗駒
人們常說,每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的一生,也有人說,只以為自己能做事,而不懂得做人的人往往是失敗的,這些話用在我身上似乎非常貼切。
紐約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在不經意中常會發現身旁一些看來並不起眼的人竟然曾在大陸或台灣做過大官,他們各有不得已屈居海外的原因,有的在當地華人圈子裡也頗為活躍,我弄不清他們的來歷,只能怪自己有眼不識泰山,我沒有太把他們當一回事,也許在年輕無知的潛意識中覺得,既然這些人有那麼輝煌的過去,如今淪落到在海外當寓公,自然應該樂天知命,安分過日子。
但事實是他們仍然相當好名,有些人還千方百計與台灣一些在朝為官的人保持關係,無非是希望在台灣還有人記得他們,若有機會,還能禮聘他們回台灣出任要職、講學或出席重要會議等。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現在中央社的新聞報導中。
另外一種情況是因為當時國際電話、電報費率昂貴,那些曾經有頭有臉的人常會找中央社紐約分社代發一則電訊,由總社轉致台灣某要人,向他們祝賀夀辰、榮昇、娶媳嫁女之類,我每天忙於工作,對那種額外的"服務"頗不以為然,甚至有點厭煩。有一回,某要人的太太打電話到紐約分社要求發那樣的電報,她怕我弄不清楚她丈夫的來頭,還刻意從頭到尾述說了一番,講完了之後,她問我是否因此明白那則電報的重要性時,我的答覆是: 還是不明白。當然我也因此遭到了訓斥,我自己得罪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替中央社得罪人就太不應該了。
大致說來,那些希望我發稿應該如何"符合他們要求"的人通常採用的無非是"威迫和利誘"這兩種方式,所謂威迫就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告訴我,他跟台灣那些大官有交情,特別是他們認為能直接管到中央社的黨國要人;有一位好像是紐約中華婦聯會的會長高雙英就一再告訴我,她跟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蔣彥士很熟,經常來找我發一些她個人的消息。還有一位國民黨海外工作會駐美總督導、立法委員楊寶琳的弟弟,竟要求我把參加紐約僑社慶祝雙十節大遊行的人數由兩千多人誇大為兩萬多人,我在學校學到的新聞學和在總社受到的訓練顯然都不允許我作那樣的報導,當然免不了又得罪了人。
所謂利誘並不是指送好處,而是故意示好,套交情。那位自稱是日本貴族後裔的高雙英看見我那時因患十二指腸潰瘍,常痛得愁眉苦臉,就一再表示她的丈夫黃醫師可以替我診治,我因沒有時間跑醫院,難免心動,就問她是否可利用下班時間去黃醫師診所求診,誰知她竟告訴我,黃醫師原來竟是紐約市警察局的驗屍官。
當時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處處長是鄧權昌,軍方出身,我到任後,第一次去拜會他時,他竟從辦公桌抽屜中拿出一把手槍,我當過憲兵,當然見慣了槍,不以為奇,但覺得很突兀,不曉得他究竟是何用意。後來與老記者龔選舞聊天時,龔選舞告訴我,1970年蔣經國應邀訪美在紐約廣場旅館(Plaza Hotel)遇刺時,他就在現場採訪,當槍聲響起時,美國特勤人員撲上前保護蔣經國,蔣經國的隨行官員有的躲到廊柱後,有的趴在地上,鄧權昌見刺客已被特勤人員抓住,上前對準刺客的鼻子就打了一拳,並提起白襯衫前襟去接噴出來的鼻血,日後就成了他護駕有功的證據。
話說有一次鄧處長主持了某老僑團體負責人的交接典禮,我的英文不夠好,在寫稿時,把"監交"寫成 witness the ceremony,總社卻譯為"在場觀禮",紐約專電發回來後,鄧處長極為震怒,認為我是故意出他洋相,馬上指令一位姓梅的祕書向台北告狀,指稱我破壞外交部駐外單位和僑社的關係,幸虧相關單位沒把那件事當一回事,讓我逃過一劫。
紐約也是一個水陸大碼頭,人來人往,總須接待,問題是光請客吃飯還不能滿足來訪的客人,有的甚至還毫不客氣的當面表示,"反正你什麼也搞不清楚,付了帳就先請回吧";我為了想爭一口氣,曾經利用午休的時間,搭地鐵到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在42街與百老匯大道交會處)去探尋一些娛樂場所,看到一處脫衣舞表演場所,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入場費六元,趁著還沒開演,進去瞭解一下內部情形,出了大門,繞行至另一條小街,發現還有一家脫衣舞場,入場費只需五元,心想有時來訪客人太多,每張入場券省一元也不錯,就進去探探路,結果發現還是原來那一家,只是入口不同,入場費也有差別,大都市千奇百怪的事都有,真讓我開了眼界。
像我那樣的小記者在紐約跑新聞必須倚賴地鐵為主要交通工具,但曼哈頓實在太大了,人在地鐵裡,也不曉得該從那一站躦出來,所幸有一位聰明人不知道何年何月發明了一種方法解決這問題。我到了紐約沒多久,就有朋友教我在曼哈頓的一些商店裡找到一張小卡片,只要根據卡片上的計算方法,把要尋訪的地址加減一番,就能算出是在那一條大道與那一條街附近,再按地鐵路線圖對照,就能查到該乘幾號地鐵、在那一站下車,非常準確,萬無一失。
朋友也告訴我,在紐約絕不能像外來觀光客一樣東張西望,不能用單肩揹背包,必須斜揹在胸前,項鍊不能露出來,如果戴戒子,戒面的寶石必須轉到掌心,否則就會被搶,我每一次外出採訪,雖然也想裝得像紐約客一樣氣定神閑,充滿自信,但為了不時必須從背包裡拿出地圖查閱,免不了手忙腳亂,像極了每天數以百萬計的觀光客之一。紐约號稱是千萬人的大都會,但在街上逛來逛去的觀光客約占三成。
紐約是一個臥虎藏龍之地,在不經意中常會發現身旁一些看來並不起眼的人竟然曾在大陸或台灣做過大官,他們各有不得已屈居海外的原因,有的在當地華人圈子裡也頗為活躍,我弄不清他們的來歷,只能怪自己有眼不識泰山,我沒有太把他們當一回事,也許在年輕無知的潛意識中覺得,既然這些人有那麼輝煌的過去,如今淪落到在海外當寓公,自然應該樂天知命,安分過日子。
但事實是他們仍然相當好名,有些人還千方百計與台灣一些在朝為官的人保持關係,無非是希望在台灣還有人記得他們,若有機會,還能禮聘他們回台灣出任要職、講學或出席重要會議等。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現在中央社的新聞報導中。
另外一種情況是因為當時國際電話、電報費率昂貴,那些曾經有頭有臉的人常會找中央社紐約分社代發一則電訊,由總社轉致台灣某要人,向他們祝賀夀辰、榮昇、娶媳嫁女之類,我每天忙於工作,對那種額外的"服務"頗不以為然,甚至有點厭煩。有一回,某要人的太太打電話到紐約分社要求發那樣的電報,她怕我弄不清楚她丈夫的來頭,還刻意從頭到尾述說了一番,講完了之後,她問我是否因此明白那則電報的重要性時,我的答覆是: 還是不明白。當然我也因此遭到了訓斥,我自己得罪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替中央社得罪人就太不應該了。
大致說來,那些希望我發稿應該如何"符合他們要求"的人通常採用的無非是"威迫和利誘"這兩種方式,所謂威迫就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告訴我,他跟台灣那些大官有交情,特別是他們認為能直接管到中央社的黨國要人;有一位好像是紐約中華婦聯會的會長高雙英就一再告訴我,她跟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蔣彥士很熟,經常來找我發一些她個人的消息。還有一位國民黨海外工作會駐美總督導、立法委員楊寶琳的弟弟,竟要求我把參加紐約僑社慶祝雙十節大遊行的人數由兩千多人誇大為兩萬多人,我在學校學到的新聞學和在總社受到的訓練顯然都不允許我作那樣的報導,當然免不了又得罪了人。
所謂利誘並不是指送好處,而是故意示好,套交情。那位自稱是日本貴族後裔的高雙英看見我那時因患十二指腸潰瘍,常痛得愁眉苦臉,就一再表示她的丈夫黃醫師可以替我診治,我因沒有時間跑醫院,難免心動,就問她是否可利用下班時間去黃醫師診所求診,誰知她竟告訴我,黃醫師原來竟是紐約市警察局的驗屍官。
當時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紐約辦事處處長是鄧權昌,軍方出身,我到任後,第一次去拜會他時,他竟從辦公桌抽屜中拿出一把手槍,我當過憲兵,當然見慣了槍,不以為奇,但覺得很突兀,不曉得他究竟是何用意。後來與老記者龔選舞聊天時,龔選舞告訴我,1970年蔣經國應邀訪美在紐約廣場旅館(Plaza Hotel)遇刺時,他就在現場採訪,當槍聲響起時,美國特勤人員撲上前保護蔣經國,蔣經國的隨行官員有的躲到廊柱後,有的趴在地上,鄧權昌見刺客已被特勤人員抓住,上前對準刺客的鼻子就打了一拳,並提起白襯衫前襟去接噴出來的鼻血,日後就成了他護駕有功的證據。
話說有一次鄧處長主持了某老僑團體負責人的交接典禮,我的英文不夠好,在寫稿時,把"監交"寫成 witness the ceremony,總社卻譯為"在場觀禮",紐約專電發回來後,鄧處長極為震怒,認為我是故意出他洋相,馬上指令一位姓梅的祕書向台北告狀,指稱我破壞外交部駐外單位和僑社的關係,幸虧相關單位沒把那件事當一回事,讓我逃過一劫。
紐約也是一個水陸大碼頭,人來人往,總須接待,問題是光請客吃飯還不能滿足來訪的客人,有的甚至還毫不客氣的當面表示,"反正你什麼也搞不清楚,付了帳就先請回吧";我為了想爭一口氣,曾經利用午休的時間,搭地鐵到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在42街與百老匯大道交會處)去探尋一些娛樂場所,看到一處脫衣舞表演場所,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入場費六元,趁著還沒開演,進去瞭解一下內部情形,出了大門,繞行至另一條小街,發現還有一家脫衣舞場,入場費只需五元,心想有時來訪客人太多,每張入場券省一元也不錯,就進去探探路,結果發現還是原來那一家,只是入口不同,入場費也有差別,大都市千奇百怪的事都有,真讓我開了眼界。
像我那樣的小記者在紐約跑新聞必須倚賴地鐵為主要交通工具,但曼哈頓實在太大了,人在地鐵裡,也不曉得該從那一站躦出來,所幸有一位聰明人不知道何年何月發明了一種方法解決這問題。我到了紐約沒多久,就有朋友教我在曼哈頓的一些商店裡找到一張小卡片,只要根據卡片上的計算方法,把要尋訪的地址加減一番,就能算出是在那一條大道與那一條街附近,再按地鐵路線圖對照,就能查到該乘幾號地鐵、在那一站下車,非常準確,萬無一失。
朋友也告訴我,在紐約絕不能像外來觀光客一樣東張西望,不能用單肩揹背包,必須斜揹在胸前,項鍊不能露出來,如果戴戒子,戒面的寶石必須轉到掌心,否則就會被搶,我每一次外出採訪,雖然也想裝得像紐約客一樣氣定神閑,充滿自信,但為了不時必須從背包裡拿出地圖查閱,免不了手忙腳亂,像極了每天數以百萬計的觀光客之一。紐约號稱是千萬人的大都會,但在街上逛來逛去的觀光客約占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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