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媒體報導之社會意涵及責任-----鄭貞銘(文大新聞所系教授)
1945年6月30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實用社會科學研究所，利用紐約報紙派報工人罷工的機會，進行了報紙讀者動機的研究。
閱聽人每天都在閱報，但是他們為什麼要讀報，其動機究竟何在？沒有了報紙，又將如何？在這個有意義，影響深遠的調查中，他們發現：讀者讀報，有自覺性與非自覺性兩大動機：
一、 自覺性動機：
(一) 報紙供給有關重要事物的消息與意見；
(二) 作為每日生活的的輔助；
(三) 幫忙讀者暫時產生逃避現實的作用，以鬆弛營生機能。
(四) 幫助讀者提高社會地位。
二、 自覺性的動機：
(一) 閱讀的習慣；
(二) 不安全感的滿足；
這個調查成果，不僅建立了新聞學的重要理論，也對報業發展產生重大的指導作用。
從此，一家報紙皆以新聞報導與評論為第一要務；而評量一份報紙之權威與否，皆以其能否提供正確、客觀、完整，且可讀性的優質新聞報導與獨立、勇敢公正的言論為標竿。
最近訪問臺灣的紐約時報董事長兼發行人沙茲柏格曾說（註1），堅持作知識份子的報紙。
沙茲柏格強調：質報就是一份對讀者需求作出貢獻的報紙，讀者買我們的報紙，是因為他們想要了解廣泛的議題，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他們要求報紙內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報紙被譽為第四權，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其目的在為防止權力的腐化，為政治人物樹立鏡子，為民眾提供真相。所以沙茲柏格說：「媒體不是要支持政客，不是當傳聲筒（註2）。」
既然報紙被稱為民主制度的「看門狗」、「告知者」者、監督力量，則提供正確無誤的新聞，乃是報人天經地義的第一要務。
不正確的新聞，不僅被明眼的讀者恥笑，並失去對報紙的信賴；傳媒的公信力與報人的榮譽，自然也就逐漸淪喪。
同時，政治民主化自應以社會民主化的基礎；新聞事業本身為社會體系之一環，其新聞報導之正確與否，更成為社會輿論之基礎：如果報導失實、誇張，甚至扭曲，則社會之認知基礎薄弱，其是非標準、價值體系，亦隨之瓦解矣。
美國記者道德律第一條：「新聞記者之第一責任，為報導正確的、無偏見的事實於公眾之前（註3）。」
中國記者信條第四條：「吾人深信：新聞記者，正確第一。凡一字不真、一語失實，不問為有意之造謠誇大、或無意之失檢致誤，均無可恕。明晰之觀察、迅速之報導、通俗簡明之敘述，均缺一不可（註4）。」
新聞事業之報導責任，首在報導正確、無偏見的事實真相於大眾面前。基於媒體的影響力，社會有太多太多力量企圖利用報紙，以遂其各自不同的目的，所以記者必須養成公正、嚴謹的態度、多方求證，養成懷疑與查對習慣，決不可「不求甚解」，甚至「強不知以為知」，更不可「大膽假設、遂然下筆。」而熟悉採訪範圍，又能不為其偏見所囿、跳脫出來，以超然客觀態度報導，是一輩子也學不完的課題。
客觀是公正的基本，但人類通常都具好惡與是非觀念，而是非觀念又易為好惡感沖淡，以致不能公正不阿；所以為求報導公正，須跳出主觀情感，而採客觀的立場。
自新聞與意見分開後，新聞尚客觀、意見尚權威，兩者各有分際，不可混淆。這是優良新聞傳統，是必須堅持的基本信條。
在人類進入網路和電子時代，傳統新聞媒體在報導時要求力求完整與表達的「可讀性 (readability)」都有待進一步努力與強化。
所謂完整，不僅求消息不要祇是一麟半爪、斷章取義，更要求格調的一致。而一則完整的新聞，還要為讀者作註解的工作，註解時祇能以客觀的資料，避免內行讀者的厭煩，更不可形成喧賓奪主的現象。
至於可讀性在於發掘情趣、親切生動，給閱聽人真實感，像一幅畫一樣浮現於人的腦際。
上述理念，是新聞學的優良堅持，也是新聞報導具社會意涵的基本認知。
但是，目前媒體報導的偏差，卻是有一部分媒體仍然以女人 (women)、金錢 (money) 加犯罪 (wrong doings) 三W為導向。大肆渲染反常事情，一切以「市場導向」為能事（註5）。
以世界傳播鉅子莫達克為例，他同時擁有英國最具聲望的泰晤士報和銷數最大卻最為激情作風的「每日太陽報」。他說，就是為了賺錢，祇要市場有某種需要，他就會出版某種報紙。但莫達克的說法是令人質疑的。如果傳媒祇知賺錢，是否還能擁有專業所能擁有的自由與特權，令人懷疑。因為我們認為，祇有善盡公共利益的職責，才是享受自由民主社會、享受新聞自由的前提。
當前新聞媒體的負面報導作風，令人質疑之處舉不勝舉。例如：
一、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報紙在國際新聞的報導上，新聞來源仍然普遍依賴外電及通訊社，國際新聞資訊流通仍然失衡，普遍依賴英美等國家的外電消息，而圖像化的報導，以及國際新聞走向娛樂化、趣味化，以及國際政治報導的走偏鋒，也無助於國人國際觀的提升（註6）。
二、商業力量對媒體的影響前所未見。電視要看收視率，報紙、雜誌要看閱聽率，臺灣白曉燕事件、香港陳健康事件，都可以印證媒體的嗜血。媒體內涵的弱化，在報導時充分表現的是掠奪文化（註7）。
三、電視新聞的現場採訪與幕後剪輯，幾乎使電視記者成為「說故事的人」。以不久前發生的倪敏然事件及千面人事件為例，一群態度強硬的記者逼問夏禕及千面人嫌疑犯的種種景況；記者猶如司法官拷問犯人，句句帶刺、咄咄逼人（註8）。
研究者早就質疑，目前媒介所呈現的並非「社會真實」，而祇是「媒介真實」；透過現場的符號操弄和人為操控，硬「做」出來的新聞（註9）。
四、渲染色情、暴力，侵犯隱私、誹謗他人名譽，乃至干預司法審判之事，早已司空見慣。根據「新聞周刊」統計，美國在1976至1983年間，媒體被控案件，案情較大的高達106件，其中有85%新聞界敗訴，而賠償金額在百萬美元以上的高達24件。
五、由於青少年在成長期判斷力弱，對傳媒所傳達的訊息更是無抵抗力，再加以社交範圍狹窄、訊息管道少，而父母、師長之影響力日趨薄弱，因此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日益深遠。
根據研究，這一代青少年社會成本觀念淡薄，因此缺乏飲水思源與慎終追遠觀念，有自尊而無自重，但求物慾滿足，不擇手段，而敬業觀念與團隊精神、社會公德心，均顯不足。
今日青少年文化即是明日社會的主流文化。傳媒不能給他們以正確方向引導，必使社會付出慘重代價。
為了單純感官刺激，傳媒失卻其應有的社教功能；為了取悅大眾，節目品質日益低俗化、暴力化，強調金錢、物質、慾望、功利，終於潛移默化到青少年人格上。
6月訪問臺北時的紐約時報董事長沙茲柏格曾強調，「我們（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我們的可信度。可信度的根基是：『我們傾全力維持和讀者的基本社會契約。』」這個契約開宗明義說（註10），「我們的首要責任就是對真理負責。」
如果報導不正確、不客觀、不完整，社會根據錯誤的認知體系，去解讀外界的訊息，甚至生活在虛幻的訊息系統中，去認知這個社會、去評價這個系統，則後果之嚴重可以想見。
以不久前發生的「腳尾飯事件」為例，因為一個民代與電視主持之求名心切，不僅波及無辜，且以之引為典範的揭弊事件，影響之深遠可以想見。
不僅新聞報導如此，甚至如廣告亦有此種偏差現象，有些廣告以民調或新聞方式誤導閱聽人，以瞞天過海、誇張偏差方式達到行銷目的。所以筆者曾一再強調，廣告最重要的是文化；沒有文化為基礎的廣告，充其量祇是商業手段，與傳播之目的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如何建立傳媒的專業性，乃是取得傳媒公信力，加強新聞專業可信度的不二法門。唯其如此，新聞媒體才可以更穩固的被持續支持。
美國百科全書對專業的解釋，認為專業必須提供高度特殊化的知識服務。
專業化形象的建立，消極的必須從內在的自我充實做起，進一步堅定、勇敢、專一、明斷，並時時求進步，不以現狀為滿足；積極的更要運用專業知識與方法，以從事工作的革新，謀求對社會人群的服務。
所以，新聞專業化的達成，必須循下列方式從事努力：
一、對於一項專業從事者，接受完整的教育，並有專業的理念作為他的工作指導。由於新聞工作影響他人名譽、生活安全乃至生命，所以專門教育和經驗的準備功夫是從事專業者不可缺少的條件。
創辦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著名報人普立茲，雖是由學徒出身，但他認為自己的事例「不足為訓」。他說：「當今培養醫生、牧師、軍官、工程師、建築師與藝術家，已有各種專門學院，唯獨欠缺一所用來訓練記者的學院…，在我看來是毫無理由的。」
他質疑說：「像負有這麼重要責任的職業，應該完全交付自我教育的人嗎？或者應該交付給批評大眾、指導大眾，而他本身不需要被指導的人嗎？（註11）」
二、專業的從事者，非常重視自己的榮譽，所以都會以高度自治的方式去服務社會，以提高本業的水準，更能以組織團體的方式以改良服務，促進會員的經濟利益。
專業的從事者具備並遵守一套道德規約與倫理規範，其目的在約束其成員的行為與操守。所謂「行規」，就是在避免害群之馬。
這種規約，與其說是法律的，毋寧說是道德的。所謂「心中一把道德的尺」，就是最好的詮釋。
而專業團體，不僅有全國性與地方性組織，定期出版刊物、書籍，舉辦各種學術會議。以提升專業水準，更積極從事社會性服務。當有不利或有損他們權益的立法或輿論時，他們更會據理力爭，或是辯護、保障他們會員的權益。
美國著名的新聞學府如西北大學等，更會與專業團體舉辦暑假進修，與新聞專業團體或傳媒合作，強化在職進修，隨時為新聞在職人員充電。
如果大家不健忘，美國先後擔任總統的尼克森與副總統安格紐，曾因為水門案件與接受賄賂、逃稅而丟官。以後經過福特總統之特赦與幕後安排，而免於牢獄之災。但他們所屬的卅律師協會，卻不輕易放過，而以違反律師道德規約、敗壞本專業名譽，先後吊銷他們的律師執照。
三、每一項被稱為專業者，都要求所屬的會員，在從事專業活動，不要祇是匠氣，而要運用較為高級的心智。
勞心與勞力的區別，在於前者需要較高的心智活動，而後者則較低；後者需要運用技術，而前者則是把技術附屬於心理之下。
所以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前者較重知其所以然 (know-why) ，而不僅「知者然」(know-how )，前者更重反省與思考。
以紐約時報為例，為提升品質，近年來強化的措施，包括（註12）：
? 鼓勵總編輯和兩位副總編輯撰寫報紙問題的專欄；
? 進一步減少引用匿名消息；
? 建立錯誤稽核系統；
? 鼓勵開發檢查抄襲的軟體；
? 建立機制以評估對紐約時報內容的公開批評，決定是否因應，如何回應。
沙茲柏格董事長說：「在這個泛政治的年代裡，新聞責任感比任何時代更重要；即使面對愈來愈多媒體走向英國小報風格，紐約時報仍會堅守自己的風格。」
四、專業之令人尊敬，在於他們以服務社會為主，以謀生為次。
眾所周知，醫生最重要的是醫德，他最關心的應是病人的病況與健康；律師所重視的，是社會正義與良知；而教師最重視的，應該是他的學生的成長與學業進步。
所以哈佛大學巴謨說：「對於一個專業從事者，金錢不過是一種工具，如何運用他的知識才是目的。」
這種「服務重於報酬」的觀念，是一種節操，也是理念的高貴。
五、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在手擬「報人信條」時，曾說：「我對於新聞事業，具有信心。」
馬星野先生在草擬「中國記者信條」時，也說：「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吾人終身職業。誓以畢生精力與時間，牢守崗位。不見異思遷、不畏難而退，澠勉從事、必信必忠，以期改進中國新聞事業，造福於國家與人類。」
凡具專業精神的人，願意終生奉獻、不五日京兆、不見異思遷。任何挫折不足以喪其志，任何打擊不足以移其心。
視工作為專業者，乃視事業為志業，而不僅是一種職業，所以享受工作、全心投入，並視之為一生理想、終生事業。
曾有人問一位堆砌磚頭的人，目前所從事的行業是什麼？他答道：「是從事砌磚的泥水匠」，而另一位則答：「現在正在建大教堂」。
前者視自己是技術工人，一個泥水匠而已；後者則較具藝術胸襟，視自己為「專業」之一種。敬業情懷油然而生。
由上可知，記者的神聖地位，並非來自其個人，更非來自於「記者」之頭銜；其地位之崇高而受到敬重，乃是由於其身後之神聖的新聞事業，記者不但代表其所屬之新聞機構，更代表了社會大眾，為滿足廣大需求而發掘新聞；記者義不容辭的代表公眾的耳目，將世間新聞透過傳播媒介呈現公眾眼前；記者忠實地作為人民喉舌，正直而誠實地反映出人民的意願。因此，記者的職責實際上是服務大眾，其神聖的地位也因此而光榮的贏得（註13）。
我們再進一層地說明何以記者的地位是如此重要而神聖，藉此也說明記者為社會大眾的服務，確實值得尊敬。
一、記者的報導，使輿論開明，大眾因而知道政府治理的事實，也因而得知社會現況的演進。
二、記者提出問題，指出癥結，並將公眾的問題毫不保留地攤在大眾面前，提供了情報，道出了原委，有識之士當能藉之找出解決之道。
三、記者解釋澄清公眾事務，報紙為了公眾，將複雜的問題簡化，記者經過採訪、挖掘、求證、解釋，透過媒介，具體而簡的幫助人們瞭解複雜問題。
四、勇敢正直的批評有助於改革；不論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弊端，記者給予深刻的批評，激起大眾共鳴，齊為改革求善而努力，往往促成大眾生活的改善。
五、服務項目，成為大眾生活指南，記者採訪新聞的最高原則是滿足讀者需要，如法律、經濟、文教等新聞，往往提供大眾新知，成為其生活的指導。
六、政府的諫臣與諍友，記者豐富的學養與經驗，常常躍然其文章之字裡行間，不論在新聞中、特寫中、專欄中、評論中都會提供討論與行政的諫言；記者對政府施政的研討，不但開明地反映政府與民眾雙方的意見，溝通了政府與民眾，也增高人民對政治的興趣，促進民主政治的興盛。
既然記者擁有了這般崇高神聖的地位，那麼又該如何保持這份榮譽？記者該如何保持其高超的社會地位？這就有賴於政府的尊重、記者的自律與社會大眾的鞭策、監督了。(稿件由中國人權協會提供)
閱聽人每天都在閱報，但是他們為什麼要讀報，其動機究竟何在？沒有了報紙，又將如何？在這個有意義，影響深遠的調查中，他們發現：讀者讀報，有自覺性與非自覺性兩大動機：
一、 自覺性動機：
(一) 報紙供給有關重要事物的消息與意見；
(二) 作為每日生活的的輔助；
(三) 幫忙讀者暫時產生逃避現實的作用，以鬆弛營生機能。
(四) 幫助讀者提高社會地位。
二、 自覺性的動機：
(一) 閱讀的習慣；
(二) 不安全感的滿足；
這個調查成果，不僅建立了新聞學的重要理論，也對報業發展產生重大的指導作用。
從此，一家報紙皆以新聞報導與評論為第一要務；而評量一份報紙之權威與否，皆以其能否提供正確、客觀、完整，且可讀性的優質新聞報導與獨立、勇敢公正的言論為標竿。
最近訪問臺灣的紐約時報董事長兼發行人沙茲柏格曾說（註1），堅持作知識份子的報紙。
沙茲柏格強調：質報就是一份對讀者需求作出貢獻的報紙，讀者買我們的報紙，是因為他們想要了解廣泛的議題，包括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他們要求報紙內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報紙被譽為第四權，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其目的在為防止權力的腐化，為政治人物樹立鏡子，為民眾提供真相。所以沙茲柏格說：「媒體不是要支持政客，不是當傳聲筒（註2）。」
既然報紙被稱為民主制度的「看門狗」、「告知者」者、監督力量，則提供正確無誤的新聞，乃是報人天經地義的第一要務。
不正確的新聞，不僅被明眼的讀者恥笑，並失去對報紙的信賴；傳媒的公信力與報人的榮譽，自然也就逐漸淪喪。
同時，政治民主化自應以社會民主化的基礎；新聞事業本身為社會體系之一環，其新聞報導之正確與否，更成為社會輿論之基礎：如果報導失實、誇張，甚至扭曲，則社會之認知基礎薄弱，其是非標準、價值體系，亦隨之瓦解矣。
美國記者道德律第一條：「新聞記者之第一責任，為報導正確的、無偏見的事實於公眾之前（註3）。」
中國記者信條第四條：「吾人深信：新聞記者，正確第一。凡一字不真、一語失實，不問為有意之造謠誇大、或無意之失檢致誤，均無可恕。明晰之觀察、迅速之報導、通俗簡明之敘述，均缺一不可（註4）。」
新聞事業之報導責任，首在報導正確、無偏見的事實真相於大眾面前。基於媒體的影響力，社會有太多太多力量企圖利用報紙，以遂其各自不同的目的，所以記者必須養成公正、嚴謹的態度、多方求證，養成懷疑與查對習慣，決不可「不求甚解」，甚至「強不知以為知」，更不可「大膽假設、遂然下筆。」而熟悉採訪範圍，又能不為其偏見所囿、跳脫出來，以超然客觀態度報導，是一輩子也學不完的課題。
客觀是公正的基本，但人類通常都具好惡與是非觀念，而是非觀念又易為好惡感沖淡，以致不能公正不阿；所以為求報導公正，須跳出主觀情感，而採客觀的立場。
自新聞與意見分開後，新聞尚客觀、意見尚權威，兩者各有分際，不可混淆。這是優良新聞傳統，是必須堅持的基本信條。
在人類進入網路和電子時代，傳統新聞媒體在報導時要求力求完整與表達的「可讀性 (readability)」都有待進一步努力與強化。
所謂完整，不僅求消息不要祇是一麟半爪、斷章取義，更要求格調的一致。而一則完整的新聞，還要為讀者作註解的工作，註解時祇能以客觀的資料，避免內行讀者的厭煩，更不可形成喧賓奪主的現象。
至於可讀性在於發掘情趣、親切生動，給閱聽人真實感，像一幅畫一樣浮現於人的腦際。
上述理念，是新聞學的優良堅持，也是新聞報導具社會意涵的基本認知。
但是，目前媒體報導的偏差，卻是有一部分媒體仍然以女人 (women)、金錢 (money) 加犯罪 (wrong doings) 三W為導向。大肆渲染反常事情，一切以「市場導向」為能事（註5）。
以世界傳播鉅子莫達克為例，他同時擁有英國最具聲望的泰晤士報和銷數最大卻最為激情作風的「每日太陽報」。他說，就是為了賺錢，祇要市場有某種需要，他就會出版某種報紙。但莫達克的說法是令人質疑的。如果傳媒祇知賺錢，是否還能擁有專業所能擁有的自由與特權，令人懷疑。因為我們認為，祇有善盡公共利益的職責，才是享受自由民主社會、享受新聞自由的前提。
當前新聞媒體的負面報導作風，令人質疑之處舉不勝舉。例如：
一、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報紙在國際新聞的報導上，新聞來源仍然普遍依賴外電及通訊社，國際新聞資訊流通仍然失衡，普遍依賴英美等國家的外電消息，而圖像化的報導，以及國際新聞走向娛樂化、趣味化，以及國際政治報導的走偏鋒，也無助於國人國際觀的提升（註6）。
二、商業力量對媒體的影響前所未見。電視要看收視率，報紙、雜誌要看閱聽率，臺灣白曉燕事件、香港陳健康事件，都可以印證媒體的嗜血。媒體內涵的弱化，在報導時充分表現的是掠奪文化（註7）。
三、電視新聞的現場採訪與幕後剪輯，幾乎使電視記者成為「說故事的人」。以不久前發生的倪敏然事件及千面人事件為例，一群態度強硬的記者逼問夏禕及千面人嫌疑犯的種種景況；記者猶如司法官拷問犯人，句句帶刺、咄咄逼人（註8）。
研究者早就質疑，目前媒介所呈現的並非「社會真實」，而祇是「媒介真實」；透過現場的符號操弄和人為操控，硬「做」出來的新聞（註9）。
四、渲染色情、暴力，侵犯隱私、誹謗他人名譽，乃至干預司法審判之事，早已司空見慣。根據「新聞周刊」統計，美國在1976至1983年間，媒體被控案件，案情較大的高達106件，其中有85%新聞界敗訴，而賠償金額在百萬美元以上的高達24件。
五、由於青少年在成長期判斷力弱，對傳媒所傳達的訊息更是無抵抗力，再加以社交範圍狹窄、訊息管道少，而父母、師長之影響力日趨薄弱，因此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日益深遠。
根據研究，這一代青少年社會成本觀念淡薄，因此缺乏飲水思源與慎終追遠觀念，有自尊而無自重，但求物慾滿足，不擇手段，而敬業觀念與團隊精神、社會公德心，均顯不足。
今日青少年文化即是明日社會的主流文化。傳媒不能給他們以正確方向引導，必使社會付出慘重代價。
為了單純感官刺激，傳媒失卻其應有的社教功能；為了取悅大眾，節目品質日益低俗化、暴力化，強調金錢、物質、慾望、功利，終於潛移默化到青少年人格上。
6月訪問臺北時的紐約時報董事長沙茲柏格曾強調，「我們（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我們的可信度。可信度的根基是：『我們傾全力維持和讀者的基本社會契約。』」這個契約開宗明義說（註10），「我們的首要責任就是對真理負責。」
如果報導不正確、不客觀、不完整，社會根據錯誤的認知體系，去解讀外界的訊息，甚至生活在虛幻的訊息系統中，去認知這個社會、去評價這個系統，則後果之嚴重可以想見。
以不久前發生的「腳尾飯事件」為例，因為一個民代與電視主持之求名心切，不僅波及無辜，且以之引為典範的揭弊事件，影響之深遠可以想見。
不僅新聞報導如此，甚至如廣告亦有此種偏差現象，有些廣告以民調或新聞方式誤導閱聽人，以瞞天過海、誇張偏差方式達到行銷目的。所以筆者曾一再強調，廣告最重要的是文化；沒有文化為基礎的廣告，充其量祇是商業手段，與傳播之目的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如何建立傳媒的專業性，乃是取得傳媒公信力，加強新聞專業可信度的不二法門。唯其如此，新聞媒體才可以更穩固的被持續支持。
美國百科全書對專業的解釋，認為專業必須提供高度特殊化的知識服務。
專業化形象的建立，消極的必須從內在的自我充實做起，進一步堅定、勇敢、專一、明斷，並時時求進步，不以現狀為滿足；積極的更要運用專業知識與方法，以從事工作的革新，謀求對社會人群的服務。
所以，新聞專業化的達成，必須循下列方式從事努力：
一、對於一項專業從事者，接受完整的教育，並有專業的理念作為他的工作指導。由於新聞工作影響他人名譽、生活安全乃至生命，所以專門教育和經驗的準備功夫是從事專業者不可缺少的條件。
創辦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著名報人普立茲，雖是由學徒出身，但他認為自己的事例「不足為訓」。他說：「當今培養醫生、牧師、軍官、工程師、建築師與藝術家，已有各種專門學院，唯獨欠缺一所用來訓練記者的學院…，在我看來是毫無理由的。」
他質疑說：「像負有這麼重要責任的職業，應該完全交付自我教育的人嗎？或者應該交付給批評大眾、指導大眾，而他本身不需要被指導的人嗎？（註11）」
二、專業的從事者，非常重視自己的榮譽，所以都會以高度自治的方式去服務社會，以提高本業的水準，更能以組織團體的方式以改良服務，促進會員的經濟利益。
專業的從事者具備並遵守一套道德規約與倫理規範，其目的在約束其成員的行為與操守。所謂「行規」，就是在避免害群之馬。
這種規約，與其說是法律的，毋寧說是道德的。所謂「心中一把道德的尺」，就是最好的詮釋。
而專業團體，不僅有全國性與地方性組織，定期出版刊物、書籍，舉辦各種學術會議。以提升專業水準，更積極從事社會性服務。當有不利或有損他們權益的立法或輿論時，他們更會據理力爭，或是辯護、保障他們會員的權益。
美國著名的新聞學府如西北大學等，更會與專業團體舉辦暑假進修，與新聞專業團體或傳媒合作，強化在職進修，隨時為新聞在職人員充電。
如果大家不健忘，美國先後擔任總統的尼克森與副總統安格紐，曾因為水門案件與接受賄賂、逃稅而丟官。以後經過福特總統之特赦與幕後安排，而免於牢獄之災。但他們所屬的卅律師協會，卻不輕易放過，而以違反律師道德規約、敗壞本專業名譽，先後吊銷他們的律師執照。
三、每一項被稱為專業者，都要求所屬的會員，在從事專業活動，不要祇是匠氣，而要運用較為高級的心智。
勞心與勞力的區別，在於前者需要較高的心智活動，而後者則較低；後者需要運用技術，而前者則是把技術附屬於心理之下。
所以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前者較重知其所以然 (know-why) ，而不僅「知者然」(know-how )，前者更重反省與思考。
以紐約時報為例，為提升品質，近年來強化的措施，包括（註12）：
? 鼓勵總編輯和兩位副總編輯撰寫報紙問題的專欄；
? 進一步減少引用匿名消息；
? 建立錯誤稽核系統；
? 鼓勵開發檢查抄襲的軟體；
? 建立機制以評估對紐約時報內容的公開批評，決定是否因應，如何回應。
沙茲柏格董事長說：「在這個泛政治的年代裡，新聞責任感比任何時代更重要；即使面對愈來愈多媒體走向英國小報風格，紐約時報仍會堅守自己的風格。」
四、專業之令人尊敬，在於他們以服務社會為主，以謀生為次。
眾所周知，醫生最重要的是醫德，他最關心的應是病人的病況與健康；律師所重視的，是社會正義與良知；而教師最重視的，應該是他的學生的成長與學業進步。
所以哈佛大學巴謨說：「對於一個專業從事者，金錢不過是一種工具，如何運用他的知識才是目的。」
這種「服務重於報酬」的觀念，是一種節操，也是理念的高貴。
五、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在手擬「報人信條」時，曾說：「我對於新聞事業，具有信心。」
馬星野先生在草擬「中國記者信條」時，也說：「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吾人終身職業。誓以畢生精力與時間，牢守崗位。不見異思遷、不畏難而退，澠勉從事、必信必忠，以期改進中國新聞事業，造福於國家與人類。」
凡具專業精神的人，願意終生奉獻、不五日京兆、不見異思遷。任何挫折不足以喪其志，任何打擊不足以移其心。
視工作為專業者，乃視事業為志業，而不僅是一種職業，所以享受工作、全心投入，並視之為一生理想、終生事業。
曾有人問一位堆砌磚頭的人，目前所從事的行業是什麼？他答道：「是從事砌磚的泥水匠」，而另一位則答：「現在正在建大教堂」。
前者視自己是技術工人，一個泥水匠而已；後者則較具藝術胸襟，視自己為「專業」之一種。敬業情懷油然而生。
由上可知，記者的神聖地位，並非來自其個人，更非來自於「記者」之頭銜；其地位之崇高而受到敬重，乃是由於其身後之神聖的新聞事業，記者不但代表其所屬之新聞機構，更代表了社會大眾，為滿足廣大需求而發掘新聞；記者義不容辭的代表公眾的耳目，將世間新聞透過傳播媒介呈現公眾眼前；記者忠實地作為人民喉舌，正直而誠實地反映出人民的意願。因此，記者的職責實際上是服務大眾，其神聖的地位也因此而光榮的贏得（註13）。
我們再進一層地說明何以記者的地位是如此重要而神聖，藉此也說明記者為社會大眾的服務，確實值得尊敬。
一、記者的報導，使輿論開明，大眾因而知道政府治理的事實，也因而得知社會現況的演進。
二、記者提出問題，指出癥結，並將公眾的問題毫不保留地攤在大眾面前，提供了情報，道出了原委，有識之士當能藉之找出解決之道。
三、記者解釋澄清公眾事務，報紙為了公眾，將複雜的問題簡化，記者經過採訪、挖掘、求證、解釋，透過媒介，具體而簡的幫助人們瞭解複雜問題。
四、勇敢正直的批評有助於改革；不論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弊端，記者給予深刻的批評，激起大眾共鳴，齊為改革求善而努力，往往促成大眾生活的改善。
五、服務項目，成為大眾生活指南，記者採訪新聞的最高原則是滿足讀者需要，如法律、經濟、文教等新聞，往往提供大眾新知，成為其生活的指導。
六、政府的諫臣與諍友，記者豐富的學養與經驗，常常躍然其文章之字裡行間，不論在新聞中、特寫中、專欄中、評論中都會提供討論與行政的諫言；記者對政府施政的研討，不但開明地反映政府與民眾雙方的意見，溝通了政府與民眾，也增高人民對政治的興趣，促進民主政治的興盛。
既然記者擁有了這般崇高神聖的地位，那麼又該如何保持這份榮譽？記者該如何保持其高超的社會地位？這就有賴於政府的尊重、記者的自律與社會大眾的鞭策、監督了。(稿件由中國人權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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