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曬淑教授主編:《藝術與認同》出版(南天書局)
(台北訊)這是2003年10月台灣西洋藝術史學術界的一場盛會所集結的部分成果,收集六位國外著名藝術史學者與四位國內中壯代藝術史學者之論文,是一本值得閱讀的精彩學術著作。由文藝復興至當代西方藝術發展上的許多例子,可以看到關於國族、文化、性別的認同抑或身份認定等問題,如何呈現在視覺藝術上,國族的性格與特質如何被認定與思辯,洞悉其認同過程中的紛擾、矛盾與解決之道。
文藝復興以降歐洲藝術一直存在著:主流與優勢、反動與反認同之更迭與對峙,在地的與外來的藝術風格、古代的與當代藝術品味之爭,以及藝術上的優越感、排他性、一統性之建立等等問題;城邦認同、區域意識與「鄉土情感觀念」(campanilismo)對所謂的「畫派」(school of painting),以及十九世紀迄今歐洲許多美術館以區域、國家、畫派的歸類方式的影響。但由泛歐洲(Pan-European)的觀點出發,我們亦可發現,視覺藝術的基礎是一種超國族的概念。在本土風潮與「國族藝術」概念支持下,歐洲國家雖曾藉民間藝術與原始藝術的風氣,發展出其國族視覺語言,但是在國際主義盛行之後,國族藝術的概念即逐漸被區域主義(regionalism) 所取代。無論如何,國族的集體文化記憶,在國族視覺意象形成的過程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晚近媒體與文化工業對國族視覺意象通俗化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在歷史上,德國的統一遲至十九世紀七○年代才完成,在德意志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文化認同如何影響國族認同,浪漫主義思潮以及當時的藝術氛圍,如何藉回歸中世紀藝術主張,為德意志藝術的成就伸張正義、凝聚國族意識,一直是藝術史研究探討的重要議題。但是受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的血腥暴行之影響,國族風格與國家意識之議題在二次戰後的德國長期成為禁忌,直至兩德統一之後,認同的議題才又像未彌合的傷口,被掀開來重新被審視與診治。新近對於第三帝國時期前、後德國建築藝術的發展史的重新研究,顯示帷幕牆作為獨立於構築結構外的建築物正面,首創於美國的工業建築,但是純粹帷幕牆美學則是「日耳曼」(German)式的發明,在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已造就過一次的顛峰時期。而在當代德國藝術家中,亦潛藏著身份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困擾,尤其是曾歷經第三帝國時期者,如Joseph Beuys,其作品的特殊語彙與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型態間的糾葛該如何被解讀,乃是挑戰研究者的一個準倫理的嚴肅問題。
本書中的論文也涉及兩性權力鬥爭的有趣議題,例如文藝復興早期的女性圖像如何藉女人強權的主題,以不受社會禮儀教條所規範並帶有濃厚情色意味的「混種肖像畫」典型,顯示女性之美與情色的放任正是女人掌控男人的武器,並藉此頌揚女性的權力。就女性觀看時尚圖像所產生的複雜心理,嚮往、認同或質疑的糾葛態度,本書以時尚雜誌Vogue為例,檢視時尚媒體四十年來大量的女性圖像呈現,其所塑造充滿物慾與虛幻的女性身體認同典範,對當今女性的自我定義之擾亂,並牽動性別、慾望、權力等等議題的辯論,以及自戀和自我憎恨之間的拉鋸戰。
以攝影肖像為例探討指認(identifying)與認同(identification) 這兩個不相同的問題,的確充滿哲思。攝影肖像與『個人存在』的表徵、機械的相似性問題、犯人照等皆具有指認的功能;而攝影者、觀影者、被攝者的「人物本質」與「真相」、主體和他者在此過程中卻被同一化了。當代藝術家Daniel Buren則是藉因地置宜的「現場」(en situation)作品,或結合自然風景與人工建物的借景方式,則將分屬兩個遙遠空間的異類物件並置在同一框架中進行對質,以建立並界定其藝術家的自我身份。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移民者這特殊族群在文化認同上之困擾與錯亂。文化認同始於認同故土之行為,由主體主動創造與再創造而成,因此所謂「想像的地域」(imagined place)對塑造文化認同感實有重要的影響。相異於十九世紀國族文化意識促成國家的建立,二十世紀全球普遍的移民現象造成文化的融合與混雜,鬆動了文化與地域之間的必然關係。對於移民者而言,最重要的認同來源是目前所居住之地,就此打破對故土的想像認同這個歷史框限,是本書最後一篇論文所透晰出的前瞻性觀點。
誠摯盼望本書對此刻充滿認同紛擾的台灣能帶來一些啟發的作用!
文藝復興以降歐洲藝術一直存在著:主流與優勢、反動與反認同之更迭與對峙,在地的與外來的藝術風格、古代的與當代藝術品味之爭,以及藝術上的優越感、排他性、一統性之建立等等問題;城邦認同、區域意識與「鄉土情感觀念」(campanilismo)對所謂的「畫派」(school of painting),以及十九世紀迄今歐洲許多美術館以區域、國家、畫派的歸類方式的影響。但由泛歐洲(Pan-European)的觀點出發,我們亦可發現,視覺藝術的基礎是一種超國族的概念。在本土風潮與「國族藝術」概念支持下,歐洲國家雖曾藉民間藝術與原始藝術的風氣,發展出其國族視覺語言,但是在國際主義盛行之後,國族藝術的概念即逐漸被區域主義(regionalism) 所取代。無論如何,國族的集體文化記憶,在國族視覺意象形成的過程上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晚近媒體與文化工業對國族視覺意象通俗化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在歷史上,德國的統一遲至十九世紀七○年代才完成,在德意志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文化認同如何影響國族認同,浪漫主義思潮以及當時的藝術氛圍,如何藉回歸中世紀藝術主張,為德意志藝術的成就伸張正義、凝聚國族意識,一直是藝術史研究探討的重要議題。但是受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的血腥暴行之影響,國族風格與國家意識之議題在二次戰後的德國長期成為禁忌,直至兩德統一之後,認同的議題才又像未彌合的傷口,被掀開來重新被審視與診治。新近對於第三帝國時期前、後德國建築藝術的發展史的重新研究,顯示帷幕牆作為獨立於構築結構外的建築物正面,首創於美國的工業建築,但是純粹帷幕牆美學則是「日耳曼」(German)式的發明,在一次大戰之後的德國已造就過一次的顛峰時期。而在當代德國藝術家中,亦潛藏著身份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困擾,尤其是曾歷經第三帝國時期者,如Joseph Beuys,其作品的特殊語彙與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型態間的糾葛該如何被解讀,乃是挑戰研究者的一個準倫理的嚴肅問題。
本書中的論文也涉及兩性權力鬥爭的有趣議題,例如文藝復興早期的女性圖像如何藉女人強權的主題,以不受社會禮儀教條所規範並帶有濃厚情色意味的「混種肖像畫」典型,顯示女性之美與情色的放任正是女人掌控男人的武器,並藉此頌揚女性的權力。就女性觀看時尚圖像所產生的複雜心理,嚮往、認同或質疑的糾葛態度,本書以時尚雜誌Vogue為例,檢視時尚媒體四十年來大量的女性圖像呈現,其所塑造充滿物慾與虛幻的女性身體認同典範,對當今女性的自我定義之擾亂,並牽動性別、慾望、權力等等議題的辯論,以及自戀和自我憎恨之間的拉鋸戰。
以攝影肖像為例探討指認(identifying)與認同(identification) 這兩個不相同的問題,的確充滿哲思。攝影肖像與『個人存在』的表徵、機械的相似性問題、犯人照等皆具有指認的功能;而攝影者、觀影者、被攝者的「人物本質」與「真相」、主體和他者在此過程中卻被同一化了。當代藝術家Daniel Buren則是藉因地置宜的「現場」(en situation)作品,或結合自然風景與人工建物的借景方式,則將分屬兩個遙遠空間的異類物件並置在同一框架中進行對質,以建立並界定其藝術家的自我身份。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移民者這特殊族群在文化認同上之困擾與錯亂。文化認同始於認同故土之行為,由主體主動創造與再創造而成,因此所謂「想像的地域」(imagined place)對塑造文化認同感實有重要的影響。相異於十九世紀國族文化意識促成國家的建立,二十世紀全球普遍的移民現象造成文化的融合與混雜,鬆動了文化與地域之間的必然關係。對於移民者而言,最重要的認同來源是目前所居住之地,就此打破對故土的想像認同這個歷史框限,是本書最後一篇論文所透晰出的前瞻性觀點。
誠摯盼望本書對此刻充滿認同紛擾的台灣能帶來一些啟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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