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王健壯先生誤會大了

2014-01-19╱聯合報╱第A15版╱民意論壇╱今日登場 王健壯

別聽檢警調危言聳聽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通過後，檢警調的反應如同末日來臨，好像從此對犯罪者將束手無策。

　　檢警調如此反應，其實並不令人意外。「違警罰法」與「檢肅流氓條例」當年被廢止時，他們恐嚇台灣將成犯罪者天堂。羈押權與搜索權從檢察官手上交給法官時，他們也揚言犯罪偵查將窒礙難行；但後來事實卻證明，這些全屬危言聳聽。

　　這次檢警調危言聳聽的新台詞則包括：「未來小案沒得破，大案辦不了」，「光偵辦一個毒犯，可能就要聲請十幾張監聽票」，「過去通聯紀錄一天可調到，未來要拖好幾天，偵查犯罪為時已晚」等等，反正結論就是一句話：打擊犯罪的手被束縛，破案率必然會下降。

　　有權力的人一旦被削減或剝奪其權力，初期反應都是抗拒。檢警調過去偵辦犯罪一向依靠監聽與通聯紀錄，現在遽然失去這兩項工具，難免會不適應甚至反彈。就像美國國安局一向以大規模監聽作為遏阻恐怖主義的工具一樣，一旦他們的監聽權被大幅限縮，並且被納入更複雜的法律程序接受更多層次監督後，國安局也會強烈反彈。

　　但通訊自由是人民的憲法權利，而且法律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並非限縮人民的權利。歐巴馬最近之所以下達總統指令限縮國安局的監聽權，就是因為監聽已嚴重侵犯公民自由。同樣的，立委這次修正通保法，也是因為台灣監聽制度早已有浮濫甚至濫權之嫌。美國華府地院法官李昂（Richard Leon）不久前判決國安局監聽違憲時，曾以簡單的數學來證明監聽的可怕。國安局曾辯稱，他們的監聽資料祇儲存五年，而且一年約祇追查三百通電話通聯。但李昂卻據此計算指出：如果Ａ的電話被監聽，Ａ在五年內打出或接收的一百通電話（最少假設）也將被監聽；這一百通電話的持有者，如果五年內也接收或打出一百通電話，則有一萬通電話被監聽；依此類推，這一萬通電話持有者，如果五年內也打出或接收一百通電話，國安局在五年內就總共監聽了一百萬通電話。亦即，監聽追查一支電話，就等於監聽一百萬通電話；監聽追查三百支電話通聯，豈不等於監聽了三億通電話？李昂說：「這個數字相當於美國人口數，可怕至極」。

　　依據李昂法官此項「接觸鏈」（contact-chaining）的方式計算，台灣法院每年核准一萬五千張監聽票，監聽豈不比美國更加浮濫並且濫權？這樣的監聽制度還能不徹底改革？歐巴馬在史諾登揭發國安局監聽醜聞後，曾邀請知名憲法學者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內的五位學者專家，組成一個直屬總統的特別小組；這個小組在研商五個月後，提出了一份長達三百頁的報告，其中有四十六項改革國安局監聽制度的建議。歐巴馬日前下達的總統指令，雖未完全採納小組建議，但限縮國安局監聽權，讓監聽更受法院與國會監督，卻是他們的共識。

　　通保法修正後，行政院雖已決定不提覆議，但在檢警調聯手壓力下，法務部卻決定再提修法。面對這些反彈，馬英九與江宜樺應採取的上策是，仿效歐巴馬成立一個直屬總統或院長的特別小組，徹底改革現行監聽制度，但絕不能讓改革主導權操諸法務部手中。

　　「當一個人在他者的眼裡無處藏身，生活就變成了地獄」，米蘭•昆德拉曾經飽受政府濫權監聽之害，他這句話足為有監聽權力者戒。（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本報訊）法務部指出，王健壯教授昨日撰文「別聽檢警調危言慫聽」，以美國狀況推斷我國實務情形，顯然對我國監聽實務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法內容有諸多誤會。
我國檢警調人員聲請監聽，每次最長一個月，聲請延長也是如此，都需經法院裁准。監聽長達五年者極其罕見，被監聽者通話之對象，不會被無端掛線監聽。如監聽時發現其他犯罪，必須另案聲請法院裁准，才得增加監聽對象，不會有美國不斷擴大監聽範圍的「接觸鏈」現象。
我國通保法對監聽的規定，原已極為嚴格，必須符合所涉犯罪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他特定之罪、與案件有關聯、別無其他方法可用、侵害程度最低、符合比例原則等五項條件，方可聲請。修正後更加嚴格。合法監聽所得的其他犯罪證據，必須是依法可監聽的罪，而且必須發現後七日內補充陳報法院審查認可，才可提作證據，否則挪用者可被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檢警調動輒惹禍，人人自危，誰還敢積極辦案？
更糟的是，新法對通聯紀錄之取得增設重重限制。只有偵辦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才可調取。其他刑案和民事案件一律不准。這些民刑案件無法透過通聯紀錄補強證據，查明真相，偵審品質難免受損。最嚴重的是，目前利用通聯資料定位，找尋失蹤者和搶救意圖自殺者的作法，將被視為違法。屆時警察束手無策，焦急家屬的怒火恐難以應對。此外，死因不明者，無法透過通聯紀錄顯示的最後行蹤追查是否他殺，可能讓凶手逍遙法外。
通聯紀錄不含通話內容，只能用以瞭解通話時間、對象、所在位置等,對通話者權益的侵害有限，新法對執法者如此嚴苛，實不相當。
總之，台美兩國關於監聽的規定和執行狀況皆大相逕庭。美國拜科技先進之賜，幾乎想得到就做得到。而我國人力設備遠不能及，監聽人員十分辛苦，法律復多方設限，監聽的數量真的不像王先生想像的那樣多。這次修法如此匆促，引發的問題恐怕比解決的還多。期盼各界共同思考，該如何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