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

搶救真實的歷史----沈寧 (陶希聖外孫)



 發表于 2017 年 08 月 09 日



作者簡介:沈寧,祖籍浙江嘉興,外公爲現代史著名歷史人物陶希聖,伯父即爲現代史著名“七君子” 之一沈鈞儒。

沈寧1977年考入西安西北大學,畢業後任陝西電視臺導演。

1983年赴美國留學,曾任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空軍學校教官等。

目前已出版《美國十五年》、《戰爭地帶—目擊美國中小學》、《商業眼》、《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美軍教官筆記》及長篇傳記小說《嗩呐烟塵》、《百世門風》、《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要名流》等,叙述了許多民國人物的難忘故事,如蔡元培、郁達夫、杜月笙、蔣介石、胡適、陳布雷、蔣緯國等,用他的話說就是「搶救真實的歷史」。



2012年2月18日下午,美南作家協會的會場座無虛席,沈寧則以“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需要理性研究”破題,逐步介紹了民國肇始後新聞自由、官員清廉、文化燦爛之情形,輔以家庭交往和歷史照片,娓娓陳述了他個人獨到的見解。



述及到自己家庭滄桑和成長經過,特別提出許多歷史遭到的扭曲,以及搶救歷史真相之必要,令人慨然動容。有關沈寧休斯頓演講的精彩內容,最好的報導就是秉筆實錄,在此擇取其主要段落,以饗文友及讀者。下面即是根據沈寧現場演講的錄音所删節整理:

我對民國有特別的感情。

第一, 我是民國時期出生在南京,那時候南京是民國首都,我的母親是總統府秘書。我外祖父和母親都跟蔣介石有很深的關係,我父母1946年在上海結婚的時候,當時的上海市長錢大鈞將軍主婚,蔣介石差人送了一幅親筆字,49年之後上級收繳了。

第二, 我家的長輩裏有不少人,在民國期間很有聲望,我從小聽過許多故事,也見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

第三,我學文出身,喜歡寫作,出版過幾本講歷史的書,做過些相關的研究,多瞭解一些史實。我特別有一種危機感,覺得現在太需要搶救民國時期的歷史,如果我這一輩人再不努力做這件事,民國歷史的很多真相可能會喪失,再也找不回來了。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回過頭來看,從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間,前期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三十多年,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民國期間,實在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雖然民國建立之後的三十年間,內憂外患不絕,戰火烽烟不斷,可正是那段期間,中國各行各業,都積極轉向現代化,社會空前繁榮,幷在贏得國際尊敬。



先看民國時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時最有名的報人是張季鸞,陝北人,是我叔祖沈衛老太爺的學生。我家老太爺當時是陝西學台,辦了個宏道大學堂,張季鸞是學堂裏的學生,他到日本留學,也是我家老太爺辦的手續,給的學費。張季鸞主持大公報之後,提出四不主義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大公報從不把國民黨的規定放在眼裏,整天發表駡國民政府的文章,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開宴會,軍政大員數百,首席主客是張季鸞。張季鸞死了,歸葬陝西,蔣介石親自跑去,扶棺下葬。我父親的好友陸鏗先生,做過中央日報采訪主任,發表文章,痛斥四大家族。中央日報是國民黨黨報,黨報上駡黨領導,今天看是不是很奇怪。可民國時期,幷不少見。蔣介石很生氣,我外祖父找陸鏗談了一次話,就算完事,陸鏗繼續做主任,別說逮捕殺頭,連職都不降。前些年我在舊金山找陸伯伯聊天,他還耿耿于懷,說我外祖父當時跟他談話態度不好。



那年頭,駡蔣介石最有名的算是馬寅初,在重慶當面撕破臉的駡,據說給關到牢裏去了。這個說法是真是假,我有點懷疑,因爲正是馬老先生坐牢期間,他有書出版。那麽他到底坐牢了沒有,就算他是坐牢了,大概也是高級監獄,沒有受刑,老虎凳辣椒水,居然還可以著書出版。



我的二伯父沈鈞儒先生,也是當時專門跟國民政府過不去的主,關了監牢,那是真的,他在牢裏寫幅字:還我河山。看看這張照片﹐哪像是坐牢?坐藤椅,穿長衫,紙墨筆硯伺候,寫那麽大的字,挂墻上,還讓人照相。馬寅初、沈鈞儒最後都放了,出來繼續駡蔣介石,還受尊敬。



說到四大家族,我很懷疑。謊話重複一千遍,不信也得信。我父親有一次到廬山參加記者招待會,宋美齡發表完講話,我父親站起來問四大家族怎麽貪污腐敗,宋美齡駁斥他,弄得滿場記者都低著頭不敢坑聲。不過後來蔣夫人對我家裏人還是很好,很和善。蔣夫人非常了不起,她活到一百多歲,就說明她不是整天算計勾心鬥角的人。



抗戰期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蔣夫人宋美齡代表國民政府到美國求援,對美國國會做演講,浩然正氣,自信從容,舉止高雅。她的風采當時傾倒美國國會,演講之後,全場起立,掌聲達四分鐘。當時的國會發言人把迎接宋美齡到場那天譽爲美利堅驕傲的一天,贊美中國第一夫人是地球上最杰出女性之一。美國有人評論說:蔣夫人在國會大厦駐足三小時,是美國歷史不能缺少的一頁,也是一個世界性事件。



再說宋慶齡。父親生前是宋慶齡基金會的常務理事,老爺子過世之後,我們兄妹從美國回北京,受到宋慶齡基金會邀請,到宋慶齡故居去訪問座談,宋慶齡故居的園子很大,在北京後海,以前是納蘭的王府,可是宋慶齡住的房間却是相當簡樸,我們去看,不能相信她在那裏接見外國元首。



我想,以前在國民政府做過官的人,大概怎麽著也貪污腐敗不起來。被歸做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先生,跟我外祖父很要好。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從重慶搬回南京,我外祖父拿著中央日報的搬家費,一家六口,到了南京,租好房子,就分文沒有了。正愁中飯沒著落,陳立夫先生走進門來。他到新街口辦事,聽說陶希聖剛搬到這裏,就來蹭中飯。外祖母沒轍,只好炒兩碗蛋炒飯打發。陳立夫退休來美國,怎麽個活法?開養雞場。吃蛋炒飯,開養雞場糊口,像是四大家族幹的事嗎?



我的外祖父是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中央日報董事長,可以算高幹了。剛到臺灣,不管多大官,中央黨部和《中央日報》都不分配住房。外祖母自己出去找房子,在臺北新生路和信義路買了一處小宅子。那時候這個地方只有一些日本式小洋房,空空曠曠,價格便宜,不像現在這樣高樓大厦。買了房子,到《中央日報》去申請家具,只領到一張吃飯桌子,四條桌腿,上面架個木板。加四把折叠木椅,不够五個舅舅每人坐一個,更沒有外祖父的坐處。外祖母只好自己買回兩個書桌,四把椅子,讓舅舅們勉强能做功課。五個舅舅上學,每天中午放學回家要吃飯,時間緊,飯量大。外祖母每天出去排隊買米買菜,經常來不及,只好買些麵粉,回家煮麵條。後來王惕吾先生聽說了,不忍心,送兩袋米來。外祖母買個大瓦缸存放,搬家幾次,大瓦缸一直保存著,沒有碰壞,爲了留做紀念,舅舅們至今還感激王惕吾先生,時常對我們講。



再看民國的學問家教育家胡適、蔡元培、王國維、陳寅恪、梅貽琦,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葉企孫、錢學森、華羅庚,都是民國造就的人材。還有藝術家趙丹、白楊、梅蘭芳、馬連良、吳祖光、新鳳霞、紅綫女、常香玉,文學家魯迅、巴金、徐志摩、朱自清、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美術家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總而言之,大家扳手指頭數數,從民國時期之後,六七十年過去,到今天,有哪個中國藝術家、文學家的成就,能够超過這些人。連說相聲的都沒一個比得了侯寶林。



聽說去年海外作家回到福建參觀林語堂故居,想想林語堂那時候,民國時期,不管他寫什麽,都能出版。這道理挺簡單,先要能出版,才能出大師。我有時候琢磨如果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生在中國,會怎麽樣?如果生在民國時期,也許還有點戲,要是沒生在民國時期,那就栽了。林語堂要不是活在民國時期,他絕成不了大師。還有張愛玲,不槍斃就算她走運,還想出書?巴金、曹禺、沈從文、老舍、錢鐘書、茅盾,離開民國時期那個環境,又活了好幾十年,可是怎麽樣?



要說民國人物,頭一個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前兩個月過雙十節,丹佛英文報紙登一篇報導,說中國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孫中山正在丹佛爲民國革命募捐。他在博德演講,接到革命軍電報,催他回國就任大總統。孫中山急忙動身,坐了一個月的船,才到上海。我讀了之後,才知道丹佛跟民國還有這麽一段緣分,挺震驚。我們實在對民國歷史知道得太少了,必須趕緊補課。



孫中山之後,早期民國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凱。不管後來人怎麽評論袁世凱,駡他賣國是不尊重歷史。袁世凱做總統的時候,日本爲竊取在中國的利益,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袁世凱絞盡腦汁,動用各種手段,幷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爭取民衆支持。先後歷時三個月,談判25次,逼迫日本兩次修改要求。日本提出最後通牒,用支持革命黨發動戰爭威脅,袁世才答應了日本的修正案,簽署其中關于山東和南滿的兩條,這兩條都沒有喪失中國主權。這些史料原件據說還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有案可查。但是至今還是有媒體繼續編造袁世簽署二十一條的謠言。民國時期的政治領袖至少不賣國,而民國之後很多人連這條底綫都保持不住。



日本人到了華北,總想找北洋軍閥出來做傀儡,沒有找到段祺瑞,可是找到了吳佩孚。在大多中國人的印象裏,吳佩孚是個野蠻粗魯的軍閥,那又是被欺騙。其實吳佩孚是文人出身,清末登州府院試,他以第三名中秀才。後來得罪了縣太爺,被革了功名,才流亡從軍。也因此,他比其他草莽英雄高明許多,能力强,功勞大,很快成爲統領中國半壁江山的大帥。



美國《時代》周刊創刊于1923年,第二年首次刊出中國人封面,不是孫中山,不是蔣介石,而是吳佩孚,稱他是中國最强人。當時美國人認爲,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人是他。



斯大林派到中國的特使越飛,給斯大林拍電報說:從吳佩孚那裏回來,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組織: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尤其出色。



吳佩孚的死,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被日本特務所害。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吳佩孚戰敗,隱居起來。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通電反對僞滿洲國。1935年日本策劃華北五省自治,請吳佩孚做華北王。吳佩孚拒絕。



七七事變後,日軍又請他出任北平維持會會長,他不幹。1938年日軍把華北僞政權和僞南京政府合併爲一個漢奸政權,又拉吳佩孚做中國王。吳佩孚仍舊不答應,日本人很惱火,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務川本少將,日本軍醫石田,帶了衛隊,到吳佩孚家,藉口給他治牙病,强行開刀,造成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絕身殉國。1940年1月24日,吳佩孚出殯,送行隊伍千人之多,北平市民自發沿途聚集,電車汽車全部停駛。



我從小聽大人講,我家有幾個救命恩人。其中就有杜月笙和萬墨林,上海灘上有名的青幫老大。爲從上海日本人手裏營救我的母親,杜月笙從香港飛重慶,面見蔣介石。回香港的時候,遇日本空軍阻截,猛烈掃射。機師把飛機一路升高,甩掉日機。當時飛機設備簡陋,飛至八千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困難,幾乎窒息。杜月笙下飛機,被擔架抬回家,經醫生急救,才喘過氣來。從此杜先生身體就垮了,最後也是因爲氣喘病過世的。所以是杜先生以命換命,救出我母親的性命來的。



杜先生到重慶,把外祖父帶到香港的汪日密約影件,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看過,决定公布天下。安排妥當之後,杜月笙提到,我的母親和兩個舅舅被日汪扣留上海做人質。蔣介石聽了,就把汪日密約放回到檔案櫃,告訴杜月笙,先把我母親他們救出上海,然後再公布密約。因爲蔣介石這個命令,母親才被杜月笙的五十個槍手營救出上海。



長輩中的朋友郁達夫。我外祖父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教書的時候,郁達夫剛從日本回國,在安慶一中做教員,成了朋友。他們一群文友墨客都沒有帶家眷,常在一起聚會。只有郁達夫帶了元配太太孫荃,郁達夫是個多情種,很愛自己的鄉下女人。上課也好,聚會也好,不管多忙,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一定趕回家去看老婆。安慶是個山城,爬上爬下的,郁達夫爲看老婆,走路旋風一樣。我的外祖父說,那一份濃情,很是難得。誰也想不到,五年之後,郁達夫到上海,一參加革命,立刻變心,把孫荃和子女趕回老家,自己與王映霞在杭州訂婚。



現在的人很少瞭解蔣百里將軍。他跟我父親是同鄉,浙江嘉興人,自小習文,中過秀才,跟梁啓超、徐志摩等大文豪都很有交情。他到日本留學,讀軍事,爲富國强兵。他在日本軍校讀書,成績出色,全校第一名,獲天皇賜刀,讓日本人很丟臉。回國後,他任保定軍校校長。他曾經作爲蔣介石特使,訪問歐洲,面見過希特勒二把手戈林,也面見過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替中國軍隊爭取武器裝備。



1938年蔣百里病逝後就地埋葬。過了十年,1947年好友協助遷葬,起棺發現,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楨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國戰勝矣!一時衆人泣不成聲。遺骸火化後遷葬西湖。蔣百里的夫人是個日本人,他的三個女兒都非常美麗,其中一個蔣英,歌唱家,是錢學森夫人。小女兒蔣和,跟我父母大學同班,後來在北京做德文翻譯,我小時候經常跟隨母親到她家去聽故事。



近幾年國內開始有選擇地公布一些歷史真實,其中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高陶事件。感興趣的,可以找中央電視臺的五集電視片「奪命追逃」來看,主角是我的外祖父,還有我母親一些鏡頭。1949年蔣介石撤退臺灣,乘軍艦離開上海,到了吳淞口,我的外祖父惦念我母親,請求蔣介石停了船,發電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派人到我家接母親和我,坐快艇到吳淞口登船,一塊出海。母親堅决沒有走。



說到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先生跟我家是同鄉,我的父親跟陳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中學同學,而且曾經跟小女兒陳漣戀愛,後來陳漣在西南聯大,又跟我母親同學。再後來陳漣參加共産黨,跟我的父親斷絕戀情,與袁永熙結婚,革命去了。他們夫婦在北平被捕,押送南京。蔣介石讓陳布雷處置,其實就是放陳漣他們一條生路,結果陳布雷當然就把女兒放了。陳漣他們到了上海,就是住在我母親家裏,過了幾天北上山東。山東當時是共産黨根據地。四九年後﹐陳漣是高幹。我父親調到北京後﹐去天安門看游行,在觀禮臺上遇見陳漣,打了個招呼。從此就沒有再見到過。後來陳漣的經歷,各位去看這本書,叫做「兩代悲歌」,裏面提到的沈君,就是家父。



其實蔣介石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好,我的外祖父執筆替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逐字逐句蔣介石都改過。「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衆說紛紜,蔣緯國不高興,跑去找我外祖父理論。我外祖父把手稿一本一本拿出來給他看,每頁上面都是密密麻麻批了紅字,根本已經看不出外祖父的黑筆,整本書實際都是蔣介石自己寫的。



歷史不應該遺忘,1942年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等西方國家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被接受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後西方各國陸續同中國簽訂新約,危害中國近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10月蔣介石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强宣言,共同擔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



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偕同宋美齡前往埃及,同羅斯福、丘吉爾舉行開羅會議,主張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會後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那時候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併列,成爲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



講民國,絕對繞不開抗日戰爭。現代世界歷史上,哪一場戰爭,比中國的抗日戰爭更加慘烈,比中國的抗日戰爭犧牲過更多的生命?沒有。同時,現代世界上,哪一個民族,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段偉大歷史更加淡漠,比中國人對待自己那些民族犧牲更加輕描淡寫,比中國人對待英勇捐軀的同胞更加蔑視,甚至不惜對死者繼續惡毒謾駡和侮辱?也沒有。



在這裏,必須舉幾個具體數據,請各位自己分析。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逐漸成爲亞洲頭等强國,又經長久備戰,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已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而中國剛經歷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常年征戰,消耗巨大。抗日戰爭初期,國軍海軍僅有五萬噸兵船,空軍僅有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加預備役共二百五十余萬,士兵缺乏教育,軍官缺乏現代戰術訓練。



抗戰初期,日軍一個師裝備五千多匹馬和五百多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國軍每個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多數師沒有裝備坦克和大炮,更談不上陸空協同。國軍士兵大多在戰場上遭遇日軍坦克,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等新式武器。全國可動員兵力四百萬餘人,步槍總共只有一百萬支,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出的子彈,包括機關槍子彈,平均每個士兵才分得四發。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親眼看見一九三八年國軍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



抗日戰爭初期,國軍裝備和力量,根本無法與日軍對抗。一九三六年,整訓的國軍只完成了一半,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尚未運到,連囤積起來準備打半年仗的糧食彈藥,也還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展開全面抗日的條件。接著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爆發,全國人民抗戰呼聲更高,國民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匆忙把準備不足的國軍開上前綫,正面與日軍作戰,雖然國軍將士英勇奮戰,終究裝備相差太遠,屢戰屢敗。



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總兵力超過七十五萬,一戰便傷亡四十余萬官兵。馮玉祥回憶,在上海戰場,一百里以外看,半邊天都是紅的。我們的隊伍每天一個師一個師,兩個師兩個師地加入前綫,有的師上去之後三個鐘頭就死了一半,有的堅持了五個鐘頭就死了三分之二。我的舅公萬耀煌所率二十五軍,在淞滬會戰中全軍覆沒。史迪威將軍親眼看到只有四挺機槍的國軍那個團,在德安戰役中,與火力强大的日軍激戰了兩晝夜,犧牲六百將士,傷五百官兵,剩餘官兵奉命後才撤出陣地。



八年抗戰,國軍空軍六千一百六十四名飛行員殉國,四百六十八架戰機被擊落。國軍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國軍傷亡官兵達三百二十二萬人,二百0六名國軍將領爲國捐軀,包括八名上將,四十一名中將,七十一名少將,計有集團軍總司令兩名、軍長八名、副軍長兩名、師長二十名、副師長十三名、旅長十七名。殉國的二百0六名國軍將領,全部是國民黨員,大多是黃埔畢業的俊杰。



去年是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做「矗立心底的紀念碑」,我在序言裏有這樣幾句話:「想一想,我們今天之所以還活著,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繼續生存著,就是因爲那些英雄們曾經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我們欠著他們成千上萬的性命,欠著他們無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們不能在祖國每寸土地上,建造起高聳的抗戰紀念碑,我們至少應該在每個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聖的抗戰紀念碑。」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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