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是誰?中國國民黨說了算?


(數位網路報記者陳漢墀/台北報導)台灣教授協會針對最近有關中華民國「國父」的爭議,於今(26天舉行一場「『國父』是誰?中國國民黨說了算?」的記者會,就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來釐清此一事實,平息社會爭議。
台灣教授協會認為:還原史實是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立基於事實使人民了解過去,方能促進社會和解,邁開步伐往前進步。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無所謂的「國父」之人,那麼台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中華民國的「國父」是誰?又如何塑造成為深植台灣人腦海的崇拜偶像?
國民黨北伐後廢掉原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於中華民國171217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國徽國旗法〉。撤退來台後,19541023日再度修訂,其第6條規定:「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軍事部隊,應於禮堂及集會場所之正面中央,懸掛國旗於國父遺像之上」。總統、副總統乃至於其他文官就職宣示時,也要對國旗及國父遺像宣讀誓詞。
台灣長期因威權殖民教育所致,「國父孫中山」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從中國歷史角度而言,民國肇建之始,由全國代表組成的南京臨時參議院以賀電稱「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者並非孫文。
直到1940年,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並去函要求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執行,才把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文升格為「國父」。難道中華民國的「國父」,只憑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少數人說了算?難道不應該還諸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來釐清嗎?!

薛化元教授表示:獨尊孫中山的爭議問題,事實上中華民國史的問題,也應該在中華民國史的脈絡來理解。 此一問題癥結在於國民黨當局長期扭曲史實的造神運動,從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一脈相承,是孫中山領導革命的歷史軌跡。問題是,長期以來這種一脈相承的歷史敘述就是違背民國史的史實。而孫中山作為革命的先驅是一件事,辛亥革命是否為孫中山所領導則是另外一件事,特別是民國肇建之初,孫中山作為革命陣營領袖的地位都大有商榷的餘地。

陳俐甫教授質疑:孫中山不是台灣的國父,也不是創建中華民國的人。如果孫中山是國父是真理,為何不能辯論?如果是法律,為何不能提案修法?如果是政治,為何不能訴諸民意?如果只不過是意識型態,為何要維持特定人的?如果算是祖宗牌位,我們有何義務要拜國民黨的總理?如果台灣是民主國家,那是人民為主?還是國父為主?

中研院研究員潘光哲以其研究著作《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說明「英雄」形象的塑造過程,與「孫中山崇拜」的出台和其所引起的疑惑和抗議。他說1929年國民黨全力推動「以黨治國」,規定人人都得背頌孫中山的遺囑,參加「總理紀念週」的時候,胡適就有批判:「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在他看來,這樣的做為,只會「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當然,胡適必須為自己的批判,付出代價,「反動」分子的帽子,就此戴在他的頭上了。
殷海光在1960年發表了〈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直言「自從國民黨得勢以來,就把三民主義捧若聖經,自黨員以至於人眾,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三民主義「必須以高壓手段餵填鴨,必須拿考績和利祿來作鼓勵」,最後的結果,「不僅禁錮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錮了三民主義」。殷海光對孫中山與三民主義的批判,與胡適同聲共調,他得承受的代價,更是自己在台大的教職乃至於生命。
畢竟,國民黨政府及其政治領袖支配君臨中國的正當性的來源,正是建立在這一套「孫中山崇拜」的儀式之上的,正如同「列寧崇拜」在蘇聯的態勢一樣,孫中山或列寧都成為神聖的象徵,是既存政權能夠操掌生殺與奪之權力的泉源。現行《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六○條猶然規定,「意圖侮辱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而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其遺像者」,都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一句話,孫中山的「聖人化」,實在是黨國意識形態打造的歷史結果。

台教會秘書長許文堂強調,我們同意新總統所說,新政府將在轉型正義議題成立整體思考的機制,我們主張應從教育課綱及歷史事實方面著手,人民自然容易拋棄「不具正當性」的歷史謬誤。然而長達四個月的交接期,新一屆的立委急於在轉型正義方面力求表現,因而有幾個不同的提案,然而中國國民黨面臨「黨產」歸零的危機感,加上正逢黨主席的選舉,各候選人為凝聚選票呼群保義,不惜激起追隨者不理性的情緒,可能失去轉型成為民主台灣的民主政黨的機會,十分可惜。
民主國家容許有各式各樣的偶像崇拜,唯獨不可以定於一尊的個人崇拜。本會只是將歷史事實呈現,希望終止少數人反民主的訴求。如果我們以為民主自由是台灣的新價值,就應拋棄中國國民黨多年來黨國意識形態的綑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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