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終有因（轉貼紐約時報中文版）
法政書影
冤假錯案終有因
何帆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3月06日
多年前，在友人一個飯局上，我見到出獄不久的佘祥林。人們高談闊論，他安靜坐在角落，一直低着頭，避開光。問他原因，他沖我笑笑：“關久了，強光一照，眼睛就疼。”那天談了什麼，我大多忘了，只記得散席時，曾向他強烈推薦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他問為什麼，我說：“看完您就知道了。”之後，我倆再未聯繫。
與其他蒙冤入獄者一樣，佘祥林是刑訊逼供的受害人——1998年，他因涉嫌殺害妻子，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 15年，但是，2005年 3月，由於“亡妻”突然出現，他被無罪釋放，之後他向媒體披露，當時之所以認罪，是因為被警方毆打了十日十夜。真兇落網或“死者”復現，都是小概率事件。若小概率事件遲遲未現，蒙冤者就得把牢底坐穿，或者像《肖申克的救贖》的主人公那樣，選擇成功概率更小的鑿壁逃生。
人非聖賢，中外司法機關都曾辦過錯案。那麼，催生錯案的主要因素是什麼？有無特定規律可循？又該如何避免？如果不能寄希望於小概率事件，人們靠什麼糾正錯案？
過去幾十年間，各國不少律師、學者撰文著書，總結教訓，探尋答案，相關書籍陸續被引進中國內地。影響較大者，有《錯案》(Les Erreurs Judiciaires)，《雖然他們是無辜的》(The Execution of the Innocent)，《美國八大冤假錯案》(The American Inquisition)，《陪審團睡了》(Justice: Crimes, Trials, and Punishments)和《清白的罪犯》(Actual Innocence)等。
最早被譯為中文的《錯案》於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2013年初，原出版方又推出了《錯案》的修訂譯本。1984年，“嚴打”方興未艾，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還未擴散。不過，剛剛經歷過“文革”洗禮的讀者，對這個敏感題材格外感興趣。這本相對專業的著作，也因此創下10萬冊銷量。本書作者、法國律師勒內·弗洛里奧(René Floriot)在書中逐一點評了“德萊福士案”（Affaire Dreyfus，19世紀末，一名法國猶太軍官被誤判有叛國罪）、“多米尼西案”（Affaire Dominici，1950年代，法國人多米尼西·卡斯通被誤判殺人罪）等歷史著名錯案，細緻分析了錯案成因。在弗洛里奧看來，“公正審判極難實現。即使你是最認真、最審慎的法官，也可能被外界因素欺騙。殘缺信息、可疑證據、偽造書證、虛假證言、撒謊被告、錯誤鑒定、惡意誣陷和馬虎法官，都可能導致錯案發生”。如果說，那時的中國讀者對這些還缺乏感性認識，之後十幾年間，當2000年杜培武案、2005年佘祥林案、2010年趙作海案等一系列錯案曝光後，人們才終於意識到上述分析和論斷的價值。或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2013年初，《錯案》又得以再版。
與注重個案分析的法國律師不同，同樣有豐富刑辯經驗的哈佛教授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在2004年出版的《致年輕律師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Lawyer)一書中，提煉出十三條“刑事司法遊戲規則”。在他看來，正是這些行內人熟知的“潛規則”，主導着美國的刑事司法，催生着各類冤假錯案：
規則1，幾乎所有的刑事被告都是有罪的；
規則2，所有的刑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都了解並相信規則1；
規則3，違反憲法比遵守憲法更容易給被告定罪，有時不違憲就難以定罪；
規則4，為了能將被告治罪，許多警察都謊稱沒有違憲；
規則5，所有檢察官、法官和刑辯律師都知道規則4；
規則6，為了能將被告治罪，許多檢察官暗中鼓勵警察謊稱沒有違憲；
規則7，所有法官都知道規則6；
規則8，大多數初審法官明知警察說謊，但也假裝相信他們；
規則9，所有上訴法院的法官都知道規則8，但許多人會假裝相信裝作相信警察的初審法官；
規則10，多數法官不相信被告關於其憲法權利被侵犯的陳述，即使他們說的是真話；
規則11，如果法官和檢察官認為被告在被控犯罪中是無辜的，他們不會故意定罪；
規則12，規則11不適用於有組織犯罪者、毒販、職務犯罪或潛在的告密者；
規則13，沒有人真的想要正義。
儘管德肖維茨概括得未必全面，但是，《雖然他們是無辜的》,《美國八大冤假錯案》和《清白的罪犯》記載的上百起美式冤案，無疑是上述規則的最好註腳。這三本書中，濫用權力的警察和檢察官、玩忽職守的法官和敷衍塞責的律師，成為催生錯案的主因。
不過，公允地講，除了控、辯、審等主觀因素，導致錯案的原因其實非常複雜。陰差陽錯的巧合、科學鑒定的偏差、模稜兩可的證詞，都可能引發錯案。美國法庭心理學家伊麗莎白·羅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和作家凱撒琳·柯茜 (Katherine Ketcham)合著的《辯方證人：一個心理學家的法庭故事》(Witness for the Defense)一書，通過自己參與的大量案例說明，受害人或證人易被自己的記憶欺騙，又或受制於某種微妙的心理，會在有意無意間給出錯誤證詞。
例如，嫌犯被捕後，警方要求目擊證人出面指認，證人很快在一堆人中認出嫌犯，問題是，嫌犯照片那些天一直在當地報紙、電視滾動展示，作者追問：到底是證人被媒體的地毯式報道“植入”了記憶，還是的確對嫌犯長相印象深刻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各地紛紛發起“洗冤項目”，試圖以DNA技術為無辜入獄者翻案。在已經糾正的一些強姦案中，受害人體內提取的精液根本並非被告人所留，但被害人卻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堅決指稱是被告所為。這個時候，法官和陪審員該相信受害人，還是相信科學呢？
前面所述著作，多是從律師或學者角度看待錯案，而2012年10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的《冤案何以發生：導致冤假錯案的八大司法迷信》(False Justice)一書，卻提供了一個控方視角。該書作者之一吉姆·佩特羅(Jim Petro)擔任過俄亥俄州檢察總長(Ohio Attorney General)，任職期間一直致力於用DNA技術偵破罪案，為聯邦調查局的數據庫提供了21萬份DNA圖譜。2005年，佩特羅成為全美首位介入“洗冤項目”的檢察總長，為一名無辜者成功翻案。2007年卸任後，他乾脆直接加入“洗冤項目”，推動刑事司法的改革。在《冤案何以發生》一書中，佩特羅結合自身經歷，不僅分析了冤錯案件來由，還總結出導致錯案的八大錯誤信條，並逐條予以駁斥：
迷信一：監獄中的每個囚犯都會聲稱自己無罪；
迷信二：我們的司法體制很少冤枉好人；
迷信三：有罪的人才會認罪；
迷信四：發生冤案是由於合理的人為過失；
迷信五：目擊證人是最好的證據；
迷信六：錯誤的有罪判決會在上訴程序中得到糾正；
迷信七：質疑一個有罪判決將會傷害受害者；
迷信八：如果司法體制存在問題，體制內的職業人士將會改善他們。
認真研讀佩特羅的“八大司法迷信”和德肖維茨的十三條“刑事司法遊戲規則”，我並沒有生出“原來他們屁股也不幹凈”的快感，反而會更加感慨：哪怕中國與美國國情、制度、文化有天壤之別，但滋生錯案的原因，卻有許多共通之處。
例如，將“口供”作為“證據之王”的取證邏輯，又或者“不管違反什麼程序，順利破案才是王道”的慣性思維，在中國廣泛存在。在司法改革過程中，脫離完備的庭審程序和刑事證據制度，指望偵控部門自覺“改進工作作風”，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與前述幾本直面本國問題、深究制度缺陷、探索改革路徑的著作相比，中國司法機關在分析成因，避免錯案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深挖本土資源，為改變體制內的“潛規則”作出更多努力。例如，若想避免錯案，首先得把偵控部門從無所不能的神壇上拉下來。類似“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這樣的口號，還是少提為妙。因為它貌似不偏不倚，實則等於啥也沒說，更無法落到實處。許多情況下，“不放過一個壞人”，就是以“冤枉一個好人”為代價。與其如此，還不如強調“寧可錯放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
“命案必破”的口號更是如此。偵查辦案自有其規律，受證據、線索或技術局限，總有短期內破不了的“冷案”(cold case)。近百年來，“開膛手傑克”真相如何？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幕後主使者是誰？辛普森的妻子真是他殺的嗎？這些問題，至今無解。如果輕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諾，進而將“批捕準確率100%”、“起訴定罪率100%”作為“政績”或“考核指標”，必然會使偵控部門在功利心的驅使下“明知故犯”。甚至法院還未作出有罪判決，就已開辦慶功大會，嘉獎辦案人員，對法官審案形成“倒逼”之勢。
除了祛除各類不合理的口號和指標，為中國法院打造一個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良好環境，也至關重要。例如，地方黨政負責人不能以“維穩”為導向，為追求一時的“社會效果”，逼着法院對疑案做有罪判決。媒體最好不要被“網絡民意”牽着鼻子走，單憑一些碎片化的零散信息，就直接給一些案件定性。至於廣大民眾，更應確立一個意識，那就是：犯罪後果的嚴重、情節的惡劣，與相關證據能不能證明是被告乾的，完全是兩回事。當網絡、媒體上殺聲一片時，人們在加入喊殺行列時，更應該停下來，想一想，想想佘祥林們的遭遇，想想是不是得看看法官怎麼判。這，或許是現代社會公民應當具備的覺悟。
說到佘祥林，2012年年底，我在《新京報》上看到一則關於他的報道。他已在湖北宜昌安居，日子過得不錯。採訪中，他說：“我看過《肖申克的救贖》，那個片子只有我們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看得懂，懂到骨子裡去。你們，不可能懂。”讀到這些，我很欣慰，因為他不但看了，而且懂得。我希望每一位看過這部電影的人們，尤其是法律從業者，都嘗試着理解冤假錯案對人的傷害和摧毀。
留言